一个国家处于上升期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这个国家开始拥有她的“造梦”能力，她的国民尤其是青年，始终怀有“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之心，自信地谈论梦想，并为之付诸行动。

120年前，在大清帝国危如累卵的变局中孕育着一个关键性的选择。1898年6月11日，清光绪帝下《明定国是诏》，正式宣布变法，诏书中强调：“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以期人才辈出，共济时艰。”京师大学堂的设立，是中国近代第一所以“大学”之名创办的学校。

京师大学堂的设立，开启了近代中国新式学堂的一个创办高潮。作为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的标志，新生的京师大学堂在继承中国古代文明的基础上，引进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和近代科学文化，为失落的近代中国寻找世界坐标、提振民族精神，以及推进中国的近现代化进程，起到了重要的牵引作用。

1920年，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访华时，惊异于北大学生思想的自由，由衷感叹，五四时期的北大学生，不仅自己富有公共精神，而且还具有唤起全民公共精神的强大力量。

在“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影响之下，改革一触即发。

“我素信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所以每一种学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让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在蔡元培的力主之下，彼时的北京大学讲台风光一时无两。拖着长辫的辜鸿铭不买胡适的账，坚持旧文学的黄侃在课堂上大骂倡导新文学的师弟钱玄同有辱师门。正式生、旁听生和偷听生共处一堂亦为当年一大盛景，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当助理员时就常跑去听陈独秀、李大钊等人讲马克思主义。

五四运动爆发之时，还是一名中学生的著名社会学家、中国民主促进会创始人雷洁琼，虽远在南国，仍深深被北大师生的革新精神所鼓舞。直到1971年她进入北京大学，从事科学研究、指导研究生，更是时时感到北京大学那追求科学、提倡学术民主、把学术同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联系起来的精神。

“从我受北京大学的影响到加入北京大学成为为其使命奋斗之一员的实践中，我认为它为民族昌盛而奋斗的社会责任感以及为发展学术而孜孜以求的精神是值得发扬的。”雷洁琼曾在纪念文章中这样写道。

从诞生之日起，京师大学堂就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然而在当时国运式微之下，北大真正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真正找到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则是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蔡元培等先贤改造了北京大学，使之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也成为中国最早介绍、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发祥地和中国共产党最早的活动基地。北大成立了中国北方的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并向全国输送核心骨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