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带孩子是教育部门的责任，从财政预算的角度，学生的在校时间，公民是通过税收与财政付了费的，减负改革把在校时间减了，实际上就是减了事，但预算却没减。实际上，非但是减了事，预算没减，反而会增加利益。现在，接送小学生，照看孩子到家长来接的“小饭桌”已经成为一个规模化的产业。这当中，老师自办小饭桌，或者推荐，都可以从中获利。

所以，从公共服务部门的基本职能来看，教育系统推行减负改革，不能忽略本系统照看孩子的功能与责任。三点钟校门一关，把学生向外一推，肯定是不合理的。更不能堂而皇之的说，联合其他部门、社区一起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从一开始，这就是教育系统的内部责任。

教育系统也是最适合做这个工作的部门。学校有最专业的人，最专业、最安全的场地与设施，是照看孩子、留置孩子的最佳选择，为什么还要在校外去找一些不那么专业的场地，不那么专业的人，来完成这个事情呢？从经济性角度，其他社会机构都难以有学校体系的规模效应，成本肯定也更高。

所以，从基本职责，历史变迁，经济性，专业性等角度来说，解决三点半现象的最佳的办法，就是教育系统承担这个责任。只要确定了这一点，至于是采用弹性离校，还是其他创新模式，是否收费，都是细节问题，都容易解决。比如，有人说老师放学后要批改作业，那么三点班之后，可以用另外一批员工，从降低成本的角度考虑，这些员工未必需要教师资格证，但监管责任仍然是学校的。显然，这仍比社会机构安全性更高。

而且，明确了教育系统照看孩子的社会功能之后，顺着这个思路，我们不难发现更深层次的问题：既然教育系统有照看孩子，解决社会劳动力后顾之忧，服务于社会生产的责任，那么，教育系统规定的学生作息时间，就应该与整个社会工作时间相匹配。

然而，遗憾的是，现在却不是这样。学生早上比家长上班早得多，家长要提前起来，下午又比家长下班早，家长要么从家里请来长辈接，要么花钱请各种校外托管班，甚至自己请假。当下人口老龄化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重大问题，开放二胎之后，生育率提高的并不如预期，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从该幼儿园开始，到上大学，实在是有着太多的照看孩子的焦虑。所以，教育系统重拾自己的基本社会功能，解决好社会劳动力的后顾之忧，也是新时代下的一个不可推卸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