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到此事所处的社会背景，我们发现，这些被坏人操控的十三四岁的孩子，似乎处于一种社会真空状态。以前，家庭及其环境是与孩子的成长单一而直接相关的因素，社会层面的事件与规则，常常与孩子无关，或距离较远。那时，就算一个叛逆的孩子，要离家出走，也有可能因为来自家庭与社会的重重阻力而作罢。那时，学校与家庭的心理距离也非常近，二者一结合，孩子就在保护网之内了。社会虽不再以自生的方式运作，但是依然为自生的方式留有余地。

　　后来，先是学校因其专业功能日益增强，而与家庭的距离越来越大，继之以留守儿童的出现，导致家庭呵护儿童这一格局破裂。这些孩子自发地走向社会，实有促成其事的现实条件。于学校而言，责任当然是存在的，不让一名学生辍学，那是承诺；社区以及村委会之类机构当然也有责任，辖区有孩子走失，失察即是失职。但是，这些可以追究的责任往往具有虚无与飘浮的特征，尤其是在出现极端情况的时候，若有若无，可有可无。与此相关，志愿者的工作，当然亦只能是单纯的辅助。

　　进入这样一种清晰而理性的状态，我们方可接着探讨法律，探讨道德，探讨社会治理方式的变革。也就是说，这件事并不简单，因为，去除法律层面的内容之后，依附于令监护人负起责任这一极其简单要求的，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我们这些被城乡二元结构困扰得痛苦不堪的监护人，该怎样真正地承担起这样一个简单的责任？我们的社会应该创造怎样的条件，以使监护人更好地负担这样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