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是理论的源泉。30多年筚路蓝缕、艰辛探索，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奠定了重要基础，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系列重要理论观点。比如，确立以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关系为研究对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当代中国最重要的国情，也是最基本的经济形式和经济事实。“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就是以中国社会主义道路为实践基础，以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关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为研究对象的。再比如，深化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制度、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的总体研究。“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以对经济制度的本质研究为前提，以探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为基础，着力于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的研究，以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结合、发展和完善为主线，形成了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关系的总体研究。

党的十四大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探索，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政府和市场关系认识深化和科学定位的事实依据。党的十五大提出“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六大提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七大提出“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大提出“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直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理论是以实践发展为依据而得以赓续、完善，实践也以理论创新为指导而得以深化、前行。

市场经济体制必然要与一定的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结合起来”，这一“结合起来”的中国话语的意蕴就在于：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仍然要坚持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发挥党和政府的积极作用。提出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实际上就是要处理好在资源配置中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还是政府起决定性作用这个问题。因此，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不是排斥政府的作用，而是要认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要发挥市场作用，也要发挥政府作用，使市场和政府“两只手”各司其职又协调互助、相得益彰。显然，从理论上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进一步定位，是以中国经济改革实践为依据的，也是对这一实践经验的理性提升，是“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重要呈现。

由此可见，这些方面的理论成果，是适应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