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缩小城乡收入分配差距，提高消费率，尤其是促进农村消费升级。城镇化过程中大量农村土地转化为城镇建设用地，但这一过程中地方政府、工商企业和开发商获得了绝大部分土地收益，农民的土地产权并没有得到有效保障。这是导致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重要原因之一。土地改革的相关举措，有利于提高农民在土地收益中的分配比例，提高农民的财产性收入，扭转当前不断扩大的城乡收入差距，促进农村居民的消费。

再次，土地改革可能导致房地产泡沫破裂。这其中存在两个机制。其一，如果法律允许农村建设用地入市，则目前城镇大量存在的小产权房将可能以极低的代价获得商品房产权，从而大量增加了城镇商品房的供给。其二，建立统一的城乡建设用地市场，引入多元化的城镇建设用地的供应主体，将打破地方政府对城镇土地供应的垄断，增加土地市场的竞争性，抑制土地价格上涨，从而抑制房价上涨。

土地制度的变革，既打破土地供应的垄断性，又降低储蓄率，结合其他结构型改革措施(包括财税改革，消除金融压抑，以及“单独二胎”政策等都有利于提高消费率，降低储蓄率，从而降低住房的投资性需求)，将加快过去十多年累积的房地产泡沫的破裂。这是我们需要关注的风险，是过去累积的过度扩张后必须付出的代价。推进土地制度和其他结构改革可以避免泡沫吹的更大后再破裂。

最后，消除土地财政在宏观调控中的顺周期特征。现有土地财政体制下，土地财政相关的收入和支出取决于卖地的数量，而卖地的量和价是顺经济周期的，因此土地财政具有很强的顺周期特征，降低了财政和货币政策逆周期操作的效率。

土地改革的市场化取向，将打破土地财政的基础。一方面，农村居民在土地出让收入中占比上升。另一方面，地方政府投资无法再依赖于卖地收入。虽然土地交易本身仍然保持其顺周期特征，但土地收入主要归私人部门而非地方政府;由于私人部门储蓄率远高于政府，土地收益中相当部分被私人储蓄起来(土地财政下主要用于政府投资)，因此对总需求的顺周期作用减弱。

同时，由于地方政府财政与土地交易的关系减弱，土地供应指标(俗称地根)才能与货币供应(俗称银根)一样，真正作为一个宏观调控手段，发挥逆周期的调控作用。土地财政体制下，地方政府的土地供应行为基本上追求收入最大化，在经济高涨时积极卖地，而在经济低谷则囤积土地。只有地方政府的财政行为与土地交易和土地价格不再直接相关的时候，利用土地指标(地根)调控经济的措施才能真正奏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