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潜力绝非就此丧失殆尽。根据日本和韩国的经验，农业劳动力比重达到20%以后，仍然可以保持较快的下降速度，直到10%以后下降速度才明显减慢。常住人口继续从农村向外转移的潜力固然也存在，但是，在劳动力新增量逐年缩小、净增量为负的情况下，提高农民工的劳动参与率、稳定和增加其劳动力供给，是更具潜力并且可以通过改革获得立竿见影效果的资源重新配置过程，这要求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加快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让更多的农民工在城镇落户，使他们更稳定地在非农产业立足。

第二，人力资本改善速度放缓。艾肯格林等在进行国别分析时发现，人力资本是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促进因素，一个国家越是具有较高的人力资本积累水平，越有助于防止全要素生产率减速。由我国国情决定，新增劳动力的人力资本禀赋明显高于存量劳动力，劳动力素质是靠新成长劳动力的逐年增加而不断改善的。因此，随着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新成长劳动力数量逐年下降，人力资本改善的速度也将明显放慢。每年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研究生各教育阶段毕业未升学和肄业以及博士生毕业人数之和，构成了我国的新成长劳动力。根据预测，这个数字在2011-2020年期间每年将以1%的速度递减，必然导致劳动力总体人力资本的改善速度慢下来，表现为同期我国人力资本总量（劳动力总量乘以人均受教育年限）也以相同的速度下降，成为全要素生产率减速的一个因素。

面对这种与经济发展阶段变化相关的情况，我国人力资本培养战略要有全新的思路，教育体制改革要有突破性的举措，做出积极的回应。首先，通过义务教育向学前教育和高中教育阶段延伸、均衡教育资源配置，多维度地深化教育发展，保持人口受教育年限的持续提高。其次，通过提升教育生产率和毕业生质量，促进人力资本向全要素生产率的转化。最后，通过加大培训力度和提高培训效率，改善劳动者整体的人力资本存量。

第三，过度投资和产能过剩。全要素生产率归根结底反映的是生产要素的利用率和配置效率。如果一种要素的投入超出了合理的限度，破坏了与其他要素的合理比例，必然降低其利用率和配置效率，造成资源的闲置与浪费。在探寻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国别因素时，艾肯格林等作者发现，投资占GDP比重（投资率或资本形成率）高的国家，更容易遭遇全要素生产率的下滑。2009年我国资本形成率高达46%，按照白重恩的比较，这个水平比不包括中国在内的20个最大经济体平均水平整整高一倍。从那以后，由于实施应对金融危机的一揽子刺激政策，以及近年来应对劳动力短缺和工资成本上升产生的资本劳动比提高，投资率甚至有进一步的上升，意味着生产同量的GDP需要投入更多的资本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