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这样的规定，也难免让人产生一些担心。有不少网民认为，删除具体的标准后，自由裁量空间扩大，立案、量刑等环节，容易滋生腐败问题。打消这样的顾虑，需要具体的司法解释跟进。其实，通过司法解释甚至具体的司法实践，来根据不同情况精确地调整具体的标准，也是更科学的选择。

法律并非“死”的规定，而是应该有“活”的调整。只有通过与经济、社会、政治乃至民意不断对话，法律才能寻找到最好的切入点，真正成为调整社会关系的工具。贪污受贿“5000元起步”的标准，形成于18年前。想想1997年的物价水平，就能对这个问题有更直观的感受了。当然，法律也必须有一定的稳定性，这是法律权威之所在。如何在法的稳定性和变动性之间寻找到一个良好的平衡，正是立法者需要回答的考题。

应该说，经过近三年强力的打虎拍蝇，反腐败已经进入了一个攻坚期、深水区。国内外都有很多舆论，在看反腐败“往哪里走”。在这一阶段，让反腐败走入制度化、法治化的轨道，是必然的选择。从这个角度看，不断修订和完善法律，以制度托举、以法律支撑，无疑才能让反腐败走得更稳、走得更好。

延伸阅读

近年来，在我国贪污腐败现象越来越严重，为了惩罚犯罪，保障人民的合法权益，《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对刑法第383条拟作出重要修改，下面小编为大家详细介绍2015年刑法受贿罪最新的量刑标准。

当前我国贪污受贿的定罪量刑标准存在难以全面适时反映贪污受贿罪的社会危害性、不能充分体现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等问题。专家建议，在刑法修正案(九)中确立“数额+情节”的二元定罪量刑标准，然后由司法解释规定并科学、合理设定具体数额标准。

日前，中国刑法学研究会会长、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暨刑科院院长赵秉志撰文表示，刑法对贪污罪、受贿罪规定刚性的具体数额标准，其立法初衷是为了从严惩治贪污受贿犯罪，但实行效果并不理想，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难以全面、适时地反映具体个罪的社会危害性;二是难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做到罪责刑相适应;三是量刑不统一，影响刑法分则个罪之间罪刑设置的体系协调，难以让公众感受到公平正义，不利于发挥刑罚对贪污受贿犯罪的预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