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施一公去普林斯顿大学任教，这个梦想也被他藏在了心中。随着资历和经验的积累，2004年，施一公开始从事膜蛋白领域的研究。但是剪接体他还是不敢碰，“那是一个梦想”。

2005年，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生物学家饶子和与人合作在《细胞》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他出乎意料地接到了另外一名著名生物学家、美国西北大学教授饶毅的电话。饶毅提了个建议：你下一步应该做剪接体的研究。

饶子和的回答很实在：不敢碰。这是当时很多生物学家的想法。施一公说：“没有办法做，也没有手段去做。”

小字辈向老字号发起挑战

但是，梦想之火从未熄灭。

2007年，施一公美国回到清华大学生物系工作。他的实验室开张了，依然没有去碰这个梦想：不能用这样的课题去训练学生，否则只会让他们失望，甚至丢掉科研兴趣。

“太危险了，可能一无所获，不能让学生做炮灰。”他直言。

当时，他有更现实的问题需要担心：在国外时间长了，不知道用国内的水和试剂能不能做出东西来？

这样的情况在回国之初经常发生：培养的细菌一不小心就被污染了；在实验台上铺板，第二天各种杂菌都有。

施一公还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对学生们进行分子生物学、生物化学的训练上。

经过了一年的建设，2008年施一公回清华任教后的第一篇文章发表，尽管不是发表在最顶尖的杂志上，但是，已经训练有素的学生们有了自信。

此时，能够捕捉到剪接体的技术性革命也已经在萌芽之中。

结构生物学的研究有三大利器：X射线晶体衍射、核磁共振以及单颗粒冷冻电子显微镜（冷冻电镜）。而冷冻电镜被认为分辨率不够高，是3种利器中最弱的一种技术手段。

2007年，冷冻电镜技术还远未成势，清华选择了重点发展冷冻电镜技术。2009年，尽管当时各方条件都还不够完善，施一公已经决定启动通往梦想之路。“如果等到条件都具备了，黄花菜都凉了”。他的一名博士后和两名博士生就此进入剪接体领域。

在这个领域里，施一公的团队是实实在在的小字辈：世界上有7个实验室在引领着该领域的研究方向，其中就包括现代结构生物学和分子生物学的奠基之处、曾走出14名诺贝尔奖得主的英国剑桥大学分子生物学实验室。

面对这些国内外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也曾有博士生有过疑问：我们真的能做好这个课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