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次参会，正值日本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因此这一举动除了加强国际学术交流外，更带有学术救国的深沉的历史责任与担当。”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中国史学会秘书长王建朗指出，正如会前傅斯年所强调的：“此会系国联所主持，是一郑重国际学术会议，未可轻视。且其中包括近代外交史、远东史，此皆日本人指鹿为马、混淆视听之处，吾国不可略也。”也正因为如此，胡适对于此行无比坚定：“Zurich（苏黎世），我必须一去！”

“胡适之行是解放前中国学者唯一的参会行动。此后虽然新中国成立不久便正式组建了中国史学会，大家对大会给予极大关注，对会议情况进行了不少报道，但受限于国内外环境，此后仍一再与国际历史大会失之交臂。”中国史学会副会长、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徐蓝对此感慨不已。

改革开放带来了学术成长的春天，也打开了中外学术交流的大门。1980年8月10日，当中国代表团作为观察员出席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第15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时，“全场与会者起立鼓掌，整个会场响起了‘中国！中国！’的欢呼声，情景十分感人！”长期关注这一问题的《中国历史评论》主编、山东大学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专家咨询组组长王育济动情地告诉记者。

此后的一切便顺理成章了：1982年9月，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在巴黎举行执行局会议，正式接纳我国史学家组织为国际史学会新成员；1985年8月25日至9月1日，以刘大年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一行20人以正式身份参加了斯图加特第16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从此，每届大会中国都组团参加，中国史学家的身影活跃于“史学奥林匹克”舞台。

世纪之交，伴随国家发展文化软实力和文化走出去战略，争取在中国办一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成为我们新的追求。张海鹏告诉记者：“我们准备了很长时间，做出了很多努力，也经历了申请失败的挫折。直到2010年8月在阿姆斯特丹召开的第21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经大会陈述、执行委员会投票等程序，我们的申办最终获得成功！”回想起其间的漫长过程和当时的情景，亲历投票的张海鹏依然难掩激动。

“机遇和荣誉体现进步与实力”

学术是一个时代的写照。中国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结缘实际上是与改革开放尤其是新时期以来中国的崛起、国力的提升及学术话语权的成长相伴随的。王建朗认为，中国史学会申办成功的背景首先是中国经济发展取得重大成就。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际地位和国际话语权空前提高。“机遇和荣誉体现进步与实力，也充分表明国际历史学界对中国的重视和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