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瞿振元提出，教育改革既涉及观念转变，也涉及利益格局的调整，因此改革不可能一帆风顺，措施也不可能招招见效，要允许试错归正。“改革进程中有喜悦，也会有阵痛，改革之路不可能一马平川。在改革的征途上，坚持价值守望很重要”。　

国家怎样管理和支持大学建设，是靠批项目、基地和评估、评奖等外力驱动，还是靠大学内在驱动？对此，清华大学副校长谢维和认为，我国大学在治理和文化上存在很多问题没有理清，高等教育发展靠政府拉动的多，大学自发的少；自上而下的多，学术驱动的少；功利性的短期项目多，长期的少。他不无担忧地说：“大学整天围着大大小小的指挥棒转，疲于应付，很难静下心来从点滴做起，谋划长远。”　

“简政放权，教育部门和其他部门应各有担当”　

“究竟应该如何推进‘简政放权’？地方教育部门要简什么、放什么？大学究竟想要什么权？”袁振国提出的这个问题，引起与会专家的热烈讨论。　

对此，孙霄兵回应说，前不久，教育部出台了《关于深入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促进政府职能转变的若干意见》，对推进政校分开，建设依法办学、自主管理、民主监督、社会参与的现代学校制度做了具体的规定，对于简政放权是一种有力的推动。　

浙江省教育厅厅长刘希平说：“政府部门放权的前提条件在于，责、权、利要有分担机制。当前存在的突出问题是对责任界定不清晰，导致一放就乱、一管就死。”他认为，“对于简政放权，教育部门和其他部门应各有担当，浙江正在推进把专业建设权、教授评聘权还给高校，是一种积极的尝试”。（记者董少校储召生柯进5月25日发自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