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而是触犯了新闻伦理深处高贵的正义。

其实，在艾滋男童“被驱逐”事件真相仍待解之时，我们真正忧虑的还是男童坤坤的命运。策划也好，事实也好，“联名信”的确是村民亲手签字的。而且，男童坤坤在村子里确实不受待见，村民们都将他视为一颗“定时炸弹”，希望坤坤早日离开村子。红红的手印背后，是一个时代再逼真不过的冷漠与无知。

纪录片《颍州的孩子》里，艾滋患儿高俊最后不得不离开自己的村庄，等待下一个领养的家庭。导演随之抛出了一个巨大的追问，谁来接管这些被抛弃的孩子？其实，比艾滋更可怕的，是人们面对艾滋病的无知。四川西充的村民最终还是签署了“联名信”，一切源于他们的无知，源于他们对艾滋病的深层恐惧。当我们在谴责村民的冷漠与无知时，同样应该追问的是造成村民冷漠与无知的深层环境。

《艾滋病防治条例》明确指出，地方政府的卫生主管部门应该开展针对艾滋病的“宣传教育”“防御控制”和“救助工作”，同时应该指导教育部门“将艾滋病防治知识纳入有关课程”。然而，是谁造成了当地村民的无知？政府部门应有的宣传和救助又在哪儿？学校教育的相关环节为何总是屡屡缺席？这背后的问责答案已经不言而喻。要知道，一个8岁的孩子被人们抛弃时，首先应该站出来接住孩子的是地方政府，这既是法律规定的责任使然，同时也是一个时代应该兑现的道义承诺。（作者系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