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东润自传

　　一八九六年我出生在江苏泰兴县一位失业店员的家庭,因此早年生活艰苦,所受的教育也存在着一定的波折。二十一岁我到梧州担任广西第二中学的外语教师。二十三岁调任南通师范学校教师。

　　1929年4月间，我到武汉大学担任外语教师，从此我就成为大学教师。那时武汉大学的文学院长是闻一多教授，他看到中文系的教师实在太复杂，总想来一些变动。用近年的说法，这叫做掺沙子。我的命运是作为沙子而到中文系开课的。

　　大约是1939年吧，一所内迁的大学的中文系在学年开始，出现了传记研究这一个课，其下注明本年开韩流文，传记文学也好，韩柳文学也不妨，但是怎么会在传记研究这个总题下面开韩柳文呢?在当时的大学里，出现的怪事不少，可是这一项多少和我的兴趣有关，这就决定了我对于传记文学献身的意图。

　　《四库全书总目》有传记类，指出《晏子春秋》为传之祖，《孔子三朝记》，为记之祖没这事是三百年前的砍伐，现在用不上了。有人说《史记》《汉书》为传记始祖，这个也用不上，《史》《汉》有互见法，对于一个人的评价，常常需要通读全书多卷，才能得起大略。可是在传记文学里，一个传主只有一本书，必须在这本书里把对他的评价全部交代。

　　是不是古人所作的传、行状、神道碑这一类的作品对于近代传记文学的写作有什么帮助呢?也不尽然。古代文人的这类作品，主要是对于死者的歌颂，对于近代传记文学是没有什么用处的，这些作品根本不是传记文学。

　　除了史家和文人的作品以外，是不是还有值得提出的呢?有的，这便是所谓别转。别转的名称，可能不是作者的自称认识后人认为有别与正史，因此成为“别转”，有些简单一些，也可成为转叙。这类作品写得都很生动，没有那些阿谀奉承之辞，而且是信笔直书，对于传主的错误和缺陷，都是全部奉陈。

　　是不是可以从国外吸收传记文学的写作方法呢?当然可以，而且有此必要。但是不能没有一个抉择。罗马时代的勃路塔克是最好的了，但是他的时代和我们相去太远，而且他的部部大作，所着重的是相互比较而很少对于传主的刻画，因此我们只能看到一个大略而看不到入情入理的细致的分析。

　　英国的《约翰逊博士转》是传记文学中的不朽名作，英国人把它推重到极高的地位，这部书的细致是到了一个登峰造极的地位，但是的确也难免有些琐碎。而且由于约翰逊并不处于当时的政治中心，其人也并不能代表英国的一般人物，所以这部作品不是我们必须模仿的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