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地民俗和法律的抗衡中，法律节节败退。事实上，当地各级政府为了抗衡这种风俗，遏制早婚早育的情况，也做了很多工作，包括专门成立控辍保学工作组，制定控辍保学责任书，以奖罚分明的方式，来督促各乡镇、村委会承担各自的责任等等。但《西部商报》刊登的评论显然认为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治本之策还在于坚决纠正一些村民极其淡薄的法律意识，将《婚姻法》、《未成年人保护法》、《义务教育法》等相关法律落到实处，要以深入普及的法治宣传，让村民知法、守法。这是从根本上维护未成年人权益所必需，也是将人们的行为纳入法治轨道的必然要求。

　　但与人们传统的印象并不太相同，金平县在生活、法律意识上的落后，并非因为当地的穷困，相反，它已经摆脱了贫困的状态。屈正州刊登于《华商晨报》的评论中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在这些村民看来，基本的物质生活条件有了保障，让孩子辍学在家享受是很自然的事。正缘于此，当地孩子连九年义务教育都不能完整接受。这些村民显然不明白，让孩子多读书，不仅是提升个人素质和生存技能所必需，也是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可靠人力支撑的必然要求。这种保守禁锢的思想意识不打破，当地早婚的陋俗就难以从根本上予以革除。金平县许多村庄位于山区的状况并不可怕，怕就怕人们思想观念的封闭落后。

　　《法制周报》的编辑们，决定在这个线索上继续前行，由此去探究中国扶贫体系中的缺失之处：作为一个国家级贫困县，得到国家政策大力扶持之后，金平县诸多村民虽然生活条件日益优渥，已摆脱物质贫困的状态，但其精神贫困并未同步脱贫，人们思想观念仍深受传统落后观念影响的现状，无疑与我们的扶贫模式有关。该报的特约评论员写道：侧重于‘输血’的救济式扶贫，显然是一种消极扶贫模式。一方面，忽视了‘精神贫困’，对于贫困者来说，纵使其一时能够摆脱物质贫困，但由于自身内部缺乏造血机制，往往极易返贫。而实际上，‘金平早婚’现今便已隐含着返贫危机，比如生活偏重于享受，早婚引发的早育问题、离婚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轻视读书的问题，凡此种种，久而久之，就会酝酿成大问题。

　　不用过太久，问题已然出现。《京华时报》派到当地调查的记者发现，这种过早结婚的家庭，已经逐渐失去了父辈时代的稳定感。16岁结婚的刁依清，三年后跟自己的妻子离婚了对方提出来的，她厌倦了这种生活，死活都要离开。英国《经济学人》曾经刊登一篇评论认为，在实行包办婚姻和早婚的地区，一般婚姻都由男人主导。相对来说，女性则处于从属地位，在婚姻问题上，并无太大话语权。这个现实也意味着，婚姻观念的进步，也要寄望于女性意识的觉醒，以及拥有追寻自己生活的勇气。刁依清妻子的选择，也意味着改变已悄然发生。过早结婚，把自己一生捆绑在一处屋檐下的传统，已经开始瓦解。

　　这也符合发展的规律仓廪实而知礼仪，虽然摆脱落后的观念的步子总是要迟缓于经济的脱贫，但伴随着生活条件的变好，有更高层次的追求才是人性的自然反应。对于金平县的情况，我们一方面要保持关切，寄望当地政府能够加大普法和教育力度；另一方面，也要对这个偏远县域的青年们保持乐观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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