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教育经费的支出，占国民经济和财政支出的比例之大，世界驰名。在所谓“教育立国”的思想指导下，日本政府和民间企业、社会团体对办教育是不惜花费金钱的。他们认为：“只有救育投资才是最好的投盗”。根据统计：从明治十四年(一八八一年)到昭和四十年(一九六五年)，八十四年间日本的国家和地方教育经费合计共增长了十六万倍。当然，这中间有极大的通货膨胀的因素在内。如果去掉通货膨胀的因素，单纯以消费者物价指数的实质额计算，八个四年间，实际上增长了一百四十六倍。平均每年增十一点七倍。如果把国家和地方分别计算，则国家经费增长了七百一十八倍(因国家经费原基数小故增长倍数高)，平均每年增长八点五倍。地方经费增长八十一倍，平均每年增长近一倍。从发展的阶段来看，明治初期到中期，国家教育经费支出只相当于地方教育经费支出的九分之一。也就是说，当时负担教育经费主要是由地方承当，它是中央经费的九倍。到了大正中期（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中央与地方责担教育经费为)1:6，中央经费相当于地方的六分之一。到了昭和五年(一九三0年)中央与地方的比例为1:2，中央为地方的三分之一。到了昭和十五年(一九四O年)，中央与地方经费的比例为7:10，中央教育经费是地方的百分之七十。到了昭和十九年(一九四四年)，中央经费一跃而为地方经费的二倍。从此以后，日本实现了以中央经费为主体来负担国民公共教育（包括普及义务教育的费用。从而使日本的普及义务教育得到了稳步而迅速的发展。

日本教育经费的逐年大幅度增长，是日本普及义务教育得以顺利成功的又一个重要条件。没有这个强大的物质基础做保证是绝对不能成功的。然而，日本在普及义务教育经费负担的分配上，也走过一个曲析的弯路，这中间有着一定的经验教训。明治初期至中期，当时是维新伊始，百废俱兴，百业待举，国家财力有限。尽管明治政府的当权者们，口头上高喊“普及教育”，“全民皆学”，但是由于财政匮乏，政府掌不出很多的钱办国民义务教育。《学制》实施后，教育经费的使用重点是在高等教育方面。“每年分配给普通教育的经费总数仅有三十万元至七十万元，六岁到十三岁的学龄儿童；每个人只分摊到九厘钱”。(见《日本教育的现代化》第29页)，简直是象征性的经费。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把普及教育的经费负担交给了地方负责。当时地方的经济还很落后，财政也很弱，于是就把教育经费的一大部分负担，转嫁给学生家长。形成“谁上学谁拿钱”。让家长拿出高额学费和各种教育杂费，有时还有摊派性的教育捐款，弄得人民叫苦连天。这样使普及教育的经费，缺乏有力的经济支柱，形成了有名无实。造成学龄儿童的入学率很低，流动率很大，巩固率很差的特点，这是一大教训。

如前所述，明治初期的普及教育虽然带有强制性，但由于不是免费妁的义务教育，学生家长负担不起高额学杂费，造成了一年级注册入学率比较高，以后逐年减少，到了毕业年级则所余无几了。也就是说注册入学率和实质入学率，二者中间有很大的差距。例如实施学制后的翌年（一八七三年)，学龄儿童的注册入学率是百分之二十八点一，而际入学只有百分之二十点四；到了一八七八年，学龄儿童入学率算是超过了百分之四十；而实际入学率只有百分之二十九；到一八八三年；学龄儿童入学率号称超过了百分之五十。但实际上只有百分之三十三点二，然而在实施免费义务教育的一九OO年则情况大不相同了。当年的学龄儿童实际入学率就达到了百分之六十七点八。而时隔四年之后的一九0四年，儿童实际入学率达到了百分之八十三四，年时间增长了百分之十五。一九O七年进一步实施免费普及六年义务教育后，国家和地方教育经费都有所增加，因此，学龄儿童的入学率也增长的较快。四年后的一九一一年，儿童实际入学率已超过百分之九十以上。从根本上制止了学生的流动。所以免费教育同不免费大不一样，只有免费的义务教育才都够成为真正的义务教育，也就是日本普及教育的最终结论；也是它的重要经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