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宏观经济调控进入一个艰难时期，把握好调控的节奏、力度至关重要。

改革开放过程中，由于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大、速度快，积累起来的许多财政、金融、社会等各方面的矛盾，均是在发展中不断得到化解、消弭。当中有个很重要的手段就是货币发行和通货膨胀，所以中国现已成为全球货币超发、货币供应量过多的重要经济体，广义货币M2已接近GDP的两倍，大大超过欧美等发达经济体的货币化水平。这实际上也是目前中国金融管理中的最大问题和最大的风险所在。其困难在于：随着中国经济基数的持续扩大和增长潜能的长期释放，现在已不可能像过去那样维持经济的高速增长，这样就难以进一步依靠货币信用来化解发展中的诸多矛盾。必会受到两个明显的约束：一是通货膨胀，即我国的货币信用扩张已处于弹性边缘，甚至出现明显透支，这时继续增大货币信用投放就会变得异常困难，另外也极易诱发通货膨胀；二是人民币汇率已处于均衡水平，过去长期存在的升值压力已释放殆尽，此时增发货币，一旦引发国内通胀升高，就极易对人民币汇率形成贬值压力。因此，中国的宏观调控实际上已进入一个艰难时期，调控空间大幅压缩。

第三，以市场为取向深化改革开放，消除体制、机制障碍，最大限度地释放“改革红利”。

对于我国改革开放的目标、方向，十八届三中全会已十分明确，那就是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但实施起来却并不容易，会受到多方制约。第一是改革进入深水区，改革本身的难度和复杂性明显加大；第二是既得利益集团相对固化，改革中会遇到相当大的阻力，不容易触及。而随着中国“人口红利”、“土地红利”等过去长期推动中国经济增长因素的逐渐消失，群众对环境要求的提高，“改革红利”被提上日程，甚至成为下一步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大期待。但到底中国的“改革红利”能在多大程度上得以释放，实际上至今都是一个未知数。在笔者看来，至少有以下方面改革应力争得以落实：第一是简政放权，真正使市场主体的创造活力得以发挥。关键是能够落实到企业和个人，而不能停留在政府不同部门或不同层级之间打转转。第二是减税让利，真正有效减轻企业的负担。中国的各种税费太多，税负沉重，应该大幅清理、删减。第三是打破行政控制和市场垄断，建立起公平、公开、公正的市场竞争环境。对此，没有壮士断腕的决心，不花大力气推动，根本就难以落实。第四是大力精简政府机构和人员。将那些不必要的审批权限真正放给市场之后，行政事业单位长期存在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等问题就会更显突出，要不失时机地将这些不必要的机构、人员进行精减，使其回归社会和市场，各得其所，发挥应有作用。

第四，以实施“一带一路”战略为契机，努力推动“中国装备”走出去，成为带动未来中国进出口增长的重要动力。

目前，中国已成长为全球最重要的制造业大国，特点是国家大、综合配套能力强、价格相对低廉、服务水平提高快，并可提供配套资金支持等，这是“一带一路”沿线中小国家无可比拟的优势，并已受到这些国家的广泛认可。所以，“中国装备”是继“中国价格”、“中国制造”之后正在兴起的又一个新概念，相信未来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和实施，“中国装备”将大有作为，使中国在国际产能与装备制造业的合作中发挥应有作用。但“一带一路”的实施将涉及众多不同的国家主体，各国在政治体制、社会制度、宗教信仰、文化特性和利益诉求等各方面差异巨大，实施起来实为不易。我们要保持坚定的决心和耐力，深入沟通，协调好相关利益方，既要积极进取，有所作为，又不能急功近利，急于求成，更不能一哄而起打乱仗。同时，切忌“包打天下”的心态。任何事情都是“众人拾柴火焰高”、“团结起来力量大”，只有各国形成共识，并共同行动起来，“一带一路”战略才可顺利推动，才可实现既定的战略目标。本文原载于《中国银行业》杂志2015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