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瑞：这应该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因为新兴产业意味着新的市场需求，新的需求自然会带来收入的增加。其中的关键问题就是我们是否能掌控新的需求与传统产业需求之间的差距。如果差距越来越大，社会上肯定会出现负面的效应，所以我们必须承认市场经济一定会导致收入差距加大。

经济之声：有观点认为，缩小收入分配差距还要推进配套改革，例如降低社保费率、提高保障水平等等。在这些方面，还有哪些改进的空间？

刘瑞：国家层面已经有相关政策的基调了，例如取缔非法收入、限制过高收入和保护合法收入。实际上前几年这些调控收入差距的政策在实行时还出现了一个犹豫的过程，但是现在争议虽然还存在，但是随着政策逐步到位，收入差距在这个过程中已经在逐渐缩小。在过去30年中，我们最初是让农民先富起来，随后农村与城市的收入开始拉大，在城市进行改革以后，城市与农村的收入又进一步拉大了，这是一个交替上升的过程。现在农村之间的差距缩小了，但是过去城市内部的收入差距并不大，现在拉大了然后又缩小，这一过程说明了什么？这说明政策在起作用，但是力度还是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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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商业内幕”网站8月13日文章，原题：中国税收结构使穷人处境更窘迫2012年，中国收入最高的5%家庭将23%的中国总家庭收入占为己有。另一方面，收入最低的5%家庭在全国总收入中占的比重仅为0.1%。

随着中国的信贷状况预示持续30年势不可挡的经济正在放缓，收入不公只是中国面临的诸多问题之一。

在致客户的新函件中，摩根士丹利分析师徐然就中国的税收结构如何使穷人处于极其不利地位的问题写道：“中国的税收结构之所以会在一定程度上拉大收入差距，是因为中国更加依赖间接的或基于交易的税种，如营业税、增值税和消费税(约占中国计税基数的50%，而许多发达国家低于20%)，这实际上是对低收入人口征收更高税率，因为这些人将更高比例的收入用于消费。如果将土地销售的税收视为基于交易的税种，这种情况就更明显。”

“在支出方面，”徐写道。“政府支出或许不是为低收入群体提供支持的最佳体系。这是因为：一，政府支出更集中于投资;二，潜在的资金“跑冒滴漏”;三，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资金转移过程中产生摩擦成本，既得利益集团可能获益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