吊诡的问题正在于此：既然贪官几乎不会被判处死刑，那为什么贪官还要选择自杀？更吊诡的是，这几年被判死刑的官员数量明显下降，可为什么自杀的官员数量却明显上升？一句简单的“畏罪自杀”实在难以解释，为此本文将从经济学的角度给出一个解释。

贪官自杀的成本和收益考量

在经济学家看来，人们在绝大多数时候都是理性的。理性人的目标是最大化自己的效用水平。这里的效用（utility）通常是个人的物质利益（如金钱和住房）和非物质利益（如权力和美女），也可以包括自己家属或相关人的利益。从理论上讲，贪官选择自杀，一定是因为自杀带来的收益超过了自杀的成本，因此自杀是一种理性的选择。

的确，这是一个冷酷甚至残酷的结论，但这很可能是最接近事实真相的结论。

一个贪官自杀的主要成本，莫过于自己的生命消失，从而导致本人的效用水平为零。因为死人是不能享受的。次要的成本，就是给自己家人、亲属或朋友带来损失，这种损失包括两个方面。

其一，是熟人离世导致的精神损失。毕竟人是社会动物，也是感情动物，因此一个活生生的身边人突然离世，哪怕他是一个贪官，也会让正常人在较长时间内感到痛苦。其二，是物质上的损失。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一个家族或者朋友圈中，一旦某人当官掌权了，其他人都希望以合法或者非法的方式分享权力和利益。这也是近年来“家族腐败”频繁爆发的文化因素。反之，一旦贪官自杀了，亲朋好友从中得到的部分既得利益（如升职、找工作）恐怕也伴随贪官一同消失了，这就是所谓的“树倒猢狲散”。

一个贪官自杀的收益，至少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消除罪证，保护同僚。由于反腐败法律和政策日渐趋紧，单个官员要想贪腐后不被抓住是非常困难的，因此近年来集体腐败、“塌方式腐败”和“家族腐败”才日渐增多。在一个完整的腐败链条中，处于最上游的贪官是最难抓捕的，因为权力越大，反侦查的手段和反“反腐败”的能力越强。因此，纪检监察机关往往从比较薄弱的环节入手，由外至内，抽丝剥茧。但是，根据《刑法》，一旦当事人死亡，司法机关就不再追究其刑事责任，或者撤销案件，或者终止审理。因此，一个处于腐败链条下游或者薄弱环节的贪官自杀了，或者“被自杀”了，就意味着证据链条被破坏了，反腐败工作就只能半途而废，或者只拍死了“苍蝇”，却放走了“老虎”。一个贪官自杀了，多个贪官就漏网了，这叫“丢车保帅”。

第二，保护家属的部分既得利益。贪官自杀虽然给家属带来了心理上的痛苦，但是却可能保护家属的部分既得利益。中国传统文化讲究“死者为大”。一旦某个人死了，即便他是贪官，社会舆论也希望“手下留情”、“适可而止”，穷追猛打、挖地三尺的做法尽管合理合法，但是却不合情。这也就意味着，如果贪官生前用贪污所得为子女购房置地，又或者以家属名义在银行存下赃款，司法机关恐怕不太可能全部追回这些非法的金钱财物。甚至于一旦贪官自杀，其家属参与的违法违纪问题，也会从轻发落，因为怕再闹出人命，导致结局不好收拾。

第三，免受侮辱，保护名声。在当前司法体制不完善的前提下，一旦被抓，无罪释放的可能性近乎为零，刑讯逼供或者变相逼供的现象恐怕难以避免，至于被人栽赃或者被迫认罪的现象也不是没有发生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