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人口下降，就会影响劳动力供给，劳动力供给不足，用工成本就会上升，用工成本高已成为了影响企业发展的一个很大原因。

　　从需求方面看，中国过去宽松的货币政策带来了严重的投资比例过高问题。据统计，2012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46.1%，大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23.8%。

　　投资刺激了需求，也刺激了制造业的发展，但粗放式，只关注产品的量、规模，而忽视产品的质，生产中不注重技术、不注重创新的发展，反过来又会影响企业不能很好地满足需求。

　　以联建科技为例，该公司联建科技在给苹果做产品代加工的时候，根据苹果销量增长前景扩大了其生产设备，但这些设备主要用于iPhone4s以前的款式。

　　自去年苹果公司推出了屏幕要求更薄的iPhone5和iPhone6，联建科技的产品便无法适应，最终因其技术落后、良品率太低、成本太高被苹果剔除了供应商之列。

　　中国正经历制造产业空心化，鞋子、打火机等引以为傲的产业正在失去光环。需求要素再不改变，中国制造过不了几年将会消失。未来的中国制造，其内涵应更多体现的是品牌和创新。

　　在中国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姚景源看来，中国制造的问题在于大而不强。

　　“我们的机床占到世界的产量38%，但是我们高档的数控机床基本得靠进口。我们钢铁产量世界第一，但是港口码头上高吨位起重机的钢丝绳得进口。我们的铝产量是世界第一，但是飞机上用的铝我们得进口。我们给每人每年平均做3套半衣服，但是这么大的出口服装基本上都是贴牌。”

　　姚景源举例说，苹果手机相当一部分是在中国生产，“而我们每生产一部苹果手机，其中49%的利润被美国拿走了。日本拿走了30%多，韩国还拿走了百分之十几，剩下我们中国拿3.63%。

　　也就是说，低端制造和代工类企业正在丧失产业发展的土壤。这足以给东莞制造乃至中国制造一个警钟，他们面临的是产业的变迁，是人力资源、土地等要素完全改变环境下的一个挑战。

　　龚佳勇把这种现象称为“搭便车”时代的结束。过去是几年，低端加工制造为中国经济贡献了原始积累，但也消耗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土地、环境等要素。在他看来，目前的制造业已经到了买车票的阶段。

　　实际上，中国制造产业发展了这么多年，大部分仍然停留在产业链的最低端，利润微薄不说，产品技术还跟不上市场发展。国内外有很多的现象表明，制造业企业不肯花资本去转型升级，就得面对倒闭的恶梦。

　　在国内和国际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下，中国制造的下行压力确实不小。

　　事实上，这些正在亏损的企业占用了劳动力、资产、土地、资本等，它们再也不会重新赢利了。

　　因此人们需要重新配置这些经济资源的某种手段。这就是破产所能实现的。把这个现存企业的债务与它所拥有的生产性资产剥离。把这些资产送到别处用来做一些更有价值的事情。

　　那么债务呢？人们可以让它们自生自灭，把它们减记。但要点并不在于怎样处置这些债务，而在于怎样处置生产性资产。而这就是破产让我们可以做到的事情：对它们予以重新配置。

　　根本的要点在于，亏损并不是亏损企业自己的问题。在整体经济的层面上，这意味着每一个人都将变得更加贫穷。

　　比如，有企业拥有某些价值100美元的资产，人们用它们来生产某些价值90美元的东西，这就是亏损的含义，即生产成本高于产出产品的价值。

　　整个社会拥有的价值现在损失了10美元。这显然不是一种人们希望继续看到的情形。人们会宁愿看到这些资产——不管以多少债务或股东损失为代价——被转移去从事其他事情，在新的地方，也许价值100美元的资产可以制造价值110美元的东西，从而使社会拥有的价值增加10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