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欧洲形成对照的是，美国正逐渐成为发达国家中最强大的经济体。页岩能源已从整体上赋予美国制造业一项重要的竞争优势，石化行业的受益尤为明显。美国银行(16.58， 0.08， 0.48%)业和家庭的去杠杆已取得一些进展。QE推升了资产价值，房地产市场已好转，建筑业失业率在下降。自动减支产生的财政拖累也行将消失。

　　更出人意料的是，美国的政治对立显露逆转迹象。两党体制已不偏倚地正常运转200多年，因为两党都不得不在大选中争取中间力量。随着共和党被宗教原教旨主义者及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的联盟攻陷，后来又加上新保守主义势力推波助澜，这导致共和党转向了极右立场。民主党也尽力赶上形势变化来争取中间力量，两党相当于合谋在国会重新划分势力范围。因此，激进人士所主导的党派初选取得了比大选更重要的地位。

　　这样就促成了美国政界的极化。最终，共和党内的茶党势力弄巧成拙。不久前联邦政府关门导致的惨败之后，共和党建制中的剩余势力已开始卷土重来，这应该会推动两党系统复兴。

　　当今世界面临的最大不确定不是欧元，而是中国未来的走向。支撑中国过往迅速发展的增长模式已失去动力。这种模式依赖于家庭领域的金融抑制(Financial Repression)，以驱动出口和投资增长。因此，中国家庭部分在GDP中比重已缩减到35%，家庭的被迫储蓄再也无法为现有的增长模式提供充足资金。这已导致多种形式的债务融资呈指数级增长。

　　中国的金融状况与2008年危机前美国的主导性金融状况存在一些可怕的相似之处。但是，两者也有明显不同。在美国，金融市场通常会左右政治，而在中国，国家拥有银行和大部分的经济力量，党控制着国有企业。

　　中国中央银行已意识到这些风险，从2012年就开始行动控制债务增长。但是，一旦债务增长的放缓开始对经济构成实质损害，执政党将确保其最高利益。2013年7月，中国领导层下令钢铁企业重启熔炉恢复生产，命令央行放松信贷。中国经济迅速转向。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公布深远的改革目标。这些进展是近来全球前景好转的主要原因。

　　与结构改革相比，中国领导层更看重经济的增长，这样做是对的。因为结构改革一旦与财政紧缩结合进行，将导致经济陷入通缩的失控局面。但是，中国当前政策中存在一种尚未解决的自我矛盾：钢铁业复产将再度助长债务指数性增长，而后者最多也只能持续几年时间。

　　另一个尚未解决的大问题是：全球层面缺乏适当的管理。联合国安理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缺乏一致正加剧叙利亚这类国家的人道主义灾难，更不用提为应对全球变暖而扫除障碍。但是，与今后几年将迎来重大关头的中国谜题相比，全球性管理阙如的问题可能继续晦暗不明。


　索罗斯狙击香港中国的支持
　　2013年4月份以来，索罗斯连续出现在中国，先是在香港参加INET年会，后又前往博鳌论坛，并在第二天发表了有关中国问题的演讲。

　　与2009年到访中国时主张唱好不同，其强调的是问题和转型，更有短期看空中国的言论曝光媒体。做空日元这个最近的做空亚洲货币的案例，更增加了担忧人士对其重返中国的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