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香港有多少人交税？根据香港税务局资料，（2011/2012年度）5%人口承担了91%的薪俸税收。
　　近年经济学有一热门讨论，就是边际生产力（Marginal Productivity）可以是零，提出的经济学者Tyler Cowen认为，受薪者的收入与福利与其能产出的经济效益不对称，是今天经济复苏下失业依然高企的原因之一。据闻有些外国大企业今天聘用高管，面试问题之一包括你曾否有裁员的经验？简言之，科技带来的替代性挑战更明显时，企业为了竞争力，只能投资效率和聘用高质素的员工。
　　因此，我多次表示，不介意政府适当地向商界增加税项，例如增加0.5%商业税，只要定点用于对持续教育和再培训的投资，协助提高本地的就业质量，增加年轻一代向上流动的机会，我是支持的。我也赞成政府对小企业或特别新科技行业特供低税率或免税待遇，以鼓励这些行业的发展。
　　问：自从香港回归以来，经历了商人治港、公务员治港，以及专业人士治港几个阶段。管治当下的香港，应由哪些问题重点切入治理？香港在政治、经济以及社会方面，你认为面临最急迫解决的是哪些？香港的治理人才，应具备哪些才能与素质？
　　李嘉诚：关键是制度治港法治治港。法治社会，就是能够制约和监督当权者的权力。
　　我要重申，香港步入经济转型，传统工业式微，服务业和金融业取而代之，专业机会不足便影响上流机制，基层劳动力需求大又未能满足，供求失衡，贫富悬殊特别明显。
　　香港如何提高长远竞争力，是关键所在，政府推政策时，须经深思熟虑。大家都知道我有投资一些创新科技行业的以色列公司，在洽谈过程中，以色列政府有一建议，令我很感动。他们跟我说，对于科技技术显著，前景明朗的公司，从商业策略考虑，你们当然可以很快拍板投资；相对于一些公司，你在考虑与不考虑之间，我们政府会以政策鼓励你作出投资，政府甚至愿意也参与投资，但只出任没有话事权的共同股东，以分担你的风险。
　　我问他们，不怕被批评官商勾结？他们说：这是我们存在的原因，要为我们国民提供机会，就需要投资社会。当时我很感动，我想，假如在香港这样做，一定有人会不分青红皂白，争先痛斥一番。
　　一个有责任，有魄力的政府官员，应该抱着输了就是赢的心态，只要政府投入资本，即使未有回报，也会产生社会效益，这已经赢了，因为这样才可以推动商界参与，启动产业齿轮。社会怎会不认同一个真诚为社会、为百姓服务、懂得处理与各持份者关系的领袖？一个对事情看得透，对民情敏感度高，连微细变化也能抓住，知道如何好好运用资源，怎会不受欢迎？
制度民主化，商人地位，只会更健康
　　问：有人说，香港是商贾的香港，是四大地产家族的香港，是执政精英通过吸纳经济和金融精英参与来控制社会的模式，但这种模式在2017直选大望之际被动摇。你如何看香港过去几十年的商界垄断和政商关系的演变？
　　李嘉诚：不清楚何谓四大家族。集团旗下业务，99.9﹪也需要与同行剧烈竞争的。惟一被视为垄断的，是公用事业，除了我们的港灯，还有中电。港灯是我们买回来的，亦都受到政府利润管制协议的规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