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不得，嘴上面有一颗黑痣，面相学上都这么说。
回忆起这个过程,蒋艳萍现在的语气比较轻松。她说:第一天劳动是编竹席,人家5小时编一床,我要用10小时,因为以前从来不用自己动手。虽然很吃力,但自己觉得精神还可以。其他的活儿我也肯做,拖板车,捡垃圾,我都干。刚开始有点放不下架子,还戴上口罩,后来无所谓了。那边的男犯看到我拖板车有人就喊,看,看,蒋艳萍在拖板车咧!我就自己鼓励自己,要坚持,不要在意别人怎么看,你就是一个平凡的女人普通的犯人。我在少年班带她们搞卫生,厕所粪池有好多蛆虫,都涌上来了,我带头打扫,用水去冲洗。有的爬到脚上来,我也不在乎了,咬牙坚持住。二十几个少年犯都说蒋阿姨你真不错。凡是别人能干的,我要求自己也能干。比方挑水,开始根本挑不动。但我坚持自己挑,决不花5块钱请人挑。我认为这就是改造,应该自己完成。有时候尿化验,蛋白有好几个‘+’号,我也要求自己坚持住,决不倒下休息。
蒋艳萍说:我曾一度在鲜花和掌声中走到了权力的一个巅峰,现在一切已经不是从零开始,而是一个负数。尽管如此,监狱生活仍然被蒋艳萍认为是她人生的宝贵经历。采访中她几次说,一个人一生中有三个地方一定要去看一看,看了这三个地方之后,你就会知道,完全没有贪的必要了。一个是贫困山区,一年只有几百元收入,人是那么穷;二是火葬场,一个人生不带来,死了什么也带不走;再一个就是监狱,看了才会知道失去自由是什么滋味儿。
我们为她的隐私保密
蒋艳萍一案当年曾轰动一时。时至今日,很多人所以仍然记着这起案件,并非蒋的贪贿,而是其中的桃色。
但是,最终公布的事实与当初媒体的渲染有着极大的反差。
这些年的一个现象是,在反腐案件的报道中,媒体对官员、女性的绯闻有异乎寻常的兴趣,全不管这些绯闻是否经过核实。某些严肃媒体对于绯闻的炒作,一点不比娱记、狗仔队落后。
值得注意的问题还在于,在司法机关尚未对一个案件定罪量刑的时候,新闻轰炸不但几乎一边倒,而且提前进行新闻判决。比如蒋案在判决之前,就有媒体断言死罪难逃。这种舆论导向即使不会干扰审判结果,也会给当事人带来巨大的思想压力。
女监政委聂薇和管教杨非非,都谈到蒋艳萍至今不愿意和媒体打交道的事。聂薇说,前些时候有一次蒋艳萍现身说法后,有位记者未征求她本人意见就给她照像,蒋足足愣了一分多钟,有一种抗议的意思。我们能理解她,犯人也有尊严,也应该受到尊重。聂薇这话使我们想起,此次进行监狱的专题采访前,司法部监狱管理局的领导特别要求,一定要征得犯人本人的同意。可见这不是可有可无的事。杨非非补充说,蒋艳萍对她讲,自己做了的事情,媒体怎么报道都没得说。但自己没做的,媒体就不应该不负责任地捕风捉影。她在向我倾诉时,很多事都不保留地跟我说,但有些事我要给她保密,那是她的隐私。对于她提到的有些报道不客观,不公正,我也翻过报纸,的确有这种情况。不能因为这是一名罪犯说的,就认为一定没道理。我们保持了客观公正的态度,对稳定蒋艳萍的情绪,促进她的改造都有积极作用。
采访中,说到蒋艳萍现在的情绪,聂薇政委、两位管教和蒋本人,都几次提到一个词:平和。这一点,从蒋艳萍的言谈举止上,我们也有明显的感觉。采访结束时,蒋艳萍送给我们一幅画在A4纸上的玫瑰和两只自编的塑料手工艺品一只小鸟,一只小猪,都是她休息时不愿浪费时光的成果。我们一时似乎触到了她的某些心思。玫瑰是否让她惋惜往昔的美好?小鸟莫非寄托着早日回归自由的愿望?那么尾巴长长有点走形的小猪呢,是在嘲讽自己曾经像它一样愚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