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时报》说，在全球经济政策辩论中，中国正承担起新兴市场领导者的角色，辛格这番话意在暗中提醒人们，在G20峰会上讨论全球经济政策时，中国缺少一项关键资质，那就是民主体制。报道还称，辛格这番话也是就国内企业家和国外投资者对其民主责难的一种回应。目前，印度工商界人士以及外国投资者均认为印度政府的决策能力和执行政策能力都明显低于中国，中国快速发展的基础设施和快速果断的中央决策能力都让印度企业家敬畏有加。
　　辛格还为印度的民主制度进行辩护，他认为，正是民主制度使印度经济能够可持续发展。他说：1991年以来，印度已经经历过4届政府，但没有一届政府敢于逆转我们确定的经济改革路线。不论政府如何构成，经济改革的方向不受威胁。这是印度经济持续发展的制度保障。印度在1991年开始经济改革，当时辛格是财政部长，被称为印度经济改革之父.
　　对于中国提出的建立一种新的全球储备货币以取代美元的建议，辛格并不热衷，表示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现在讨论还太早。他说：发行货币的权力是一个国家权力的象征，没有人愿意自动放弃……虽然在技术上可以解决国际货币问题，但我不认为这个问题通过技术分析就能解决。
　　辛格的讲话多是一些空话，是印度缺乏自信的表现,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南亚研究室主任赵干成1日对《环球时报》记者说，经济增长是一个硬指标，印度不需要通过吹嘘自己的政治制度来美化经济发展。印度经济改革18年来，所谓印度政治制度比中国优越的论调一直充斥于印度媒体，而在这18年里，印度平均经济增长率大概只有中国的一半，所谓的制度优越性并没有体现出来。印度经济总量只相当于中国的1/3,专家预测这一差距还将继续拉大。赵干成表示，不论印度还是中国的政治制度，都有自身的优势和缺点，在全球面临严重金融危机时拿两国的政治制度做比较没什么现实意义。
　　俄罗斯对外经济关系研究所经济问题专家伏拉基斯拉夫·萨芬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对外而言，沿袭英国政治体制的印度在政治制度上肯定比中国对西方更有亲和力，同时，印度的对外文化宣传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比中国做得好。但将印度的民主制说成是经济发展的主要保障，甚至是赶超中国的依据，就缺乏根据了。中印两国的国家制度都有不够完善的地方，内部都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萨芬说，虽然中印是邻国，但相互明显缺少了解，印度过多地敌视中国。所以即使在经济发展的比较上，双方也往往不是从纯经济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尤其是印度方面，更喜欢把超过中国作为他们的宣传口号，主观色彩较浓。
　　十九世纪中期，中国人小看日本，从来不认为这个弹丸小国能够对中国产生实质性的威胁。然而转眼间日本就在甲午战争中大败清军，迅速成为世界列强的一员，实现了其脱亚入欧的美梦。如今，中国人小看印度，觉得那不过是中国在第三世界中的小老弟.那麽，几十年後印度是否也会在国际竞争中击败中国呢？对於这一问题，我们再也不能小看。
　　当年中国人小看日本并非全无道理。日本不仅国家小，资源匮乏，而且是中国文化的学徒，接触西方也较中国晚。乃至魏源的海国图志成为许多日本人了解世界的教材.但是，中国人也昧于自己的自大。中国人不知道：即使在江户时代，日本社会各个层级的高度自治，使其地方行政远较中央集权的中国有效率。商业体系远较中国的完备，资本积累远较中国的雄厚。同时，日本本土的国学派与中国的国学派又有本质的不同。江户中後期，为了从中国文化中获得独立，日本的国学积极拥抱西学，声称日本文化比中国文化优越的地方，就在於这个日出之国有海纳百川的气魄，而中国只知道固守自己的传统。所以当时学西方的急先锋，常常是些国学派人士。後来日本突然敞开国门，搞起现代化，三、四十年国家焕然一新，并出了福泽谕吉这样的全盘西化派人士，也并非明治维新的一日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