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义勇为的司机就被成为道德讹诈的受害者。这起事件的黑色开头与戏剧化和喜剧化的结尾，发人深省。
　　毫无疑问，这绝对不是偶然的误会，而具有典型的必然的讹诈特征。老太自己骑三轮车摔倒，司机停车下去搀扶，当时的老太只是轻伤头脑清醒，所谓见有人将自己扶起，看到眼前一辆大巴车停在路上，就误认为自己是被大巴车司机撞倒的，不过是一种圆谎的遮羞布。而事实上，在证据爆出之前，无论是老太还是其家人都向媒体和外界坚称，就是那辆大巴车将自己撞倒在地的。倘若没有监控录像的铁证存在，这位老太和其家人不会良心发现，如是的误会还会继续下去，演变成公共纠纷乃至对簿公堂，而做好事的司机或许就是又一个版本的彭宇案主角。
　　马路善举遭遇讹诈的典型范例为数不少，但没有几个人像上述新闻中的驾驶员殷红彬那样幸运――正好巧合地有监控录像可以自证清白。更多的人陷入讹诈的漩涡中不可自拔，由此直接催生了社会性不敢伸手的道德恐惧。马路扶人有很大概率会被讹诈，作为当前这个道德下滑时代的反讽寓言，人心的冷漠是一个因素，道德讹诈的零成本、无风险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回头来梳理近几年见诸于媒体的诸多现实案例，鲜能看到关于道德讹诈被问责或者受惩罚的报道。讹诈谎言被揭破，多是道歉了之、一走了之，顶多是接受公安机关的一通批评教育。这起事件中的讹人老太就是例证。正是因为零成本，所以道德讹诈才具有了一定的群体传染性，发端于人性之劣而借力于人性之劣大行其道。
　　就事论事，不在于讹人老太的歉意真挚不真挚，来得早还是来得晚，而在于这样马后炮式的道歉并不具备多少真情含量，完全是舆论和真相倒逼的结果――如此性质严重的诬告和道德讹诈不该就这样轻飘飘地划上句号，不能让讹人老太静静地走开，应让其承受应有的反道德成本。所以我建议殷红彬应拿起法律武器，向讹诈者展开权利申诉。只有这样，才能让讹诈者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对于破解不敢伸手的道德恐惧和重构社会道德，具有积极的标本示范意义和导向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