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8-12-24 12:48作者:王新老师
后唐名将李存审凭着战功,官至宣武节度使,深得皇帝信任。他常对儿孙说:“我家境贫寒,年轻时带剑从军,40年来出生入死,历经艰难困苦才到今天的位置,你们看我全身上下的100多处伤口就知道了。”边说还会边拿出箭头给儿孙们看,以教育他们不要奢侈浪费,要学会进取、吃苦。后来,他的儿辈们都成为颇有作为的大臣。
宋代吴处厚的《青箱杂记》记载,后周大臣李昉于朝代更迭后,再任宋朝的官职,深得宋太祖宋太宗的器重,担任宰相,原因是他为人忠厚朴实,“在先朝,未尝倾陷一人,可谓善人君子”。其实,他教育后代也很有一套,“家法尤严”,尤其是在经济上实行平均配给。他要求在京城当官的儿子们,所得工资不许私自动用,连同老家庄田的收入一起存入家族的总库房里,然后,向家族各房平均分配生活津贴,“月均给之,故孤遗房分皆获沾济”,于是,家族团结和睦,欣欣向荣,深得时人称颂。
2、深知子孙才分有高低,但必须读书明理
中国古代的官员,自古就有立“家训”的传统。明代王洪洲就在其《家训》中谆谆教导曰:“子孙才分有限,无如之何;然不可不使读书。贫则训蒙以给衣食,但书种不绝可矣。”在古代士大夫看来,读书比奢华的衣食更重要。
清代王晫在《今世说》记载,顺治年间的户部尚书梁清标教育子弟“家法醇谨”,要求子弟们即使是走路的姿势、进退的方式都必须符合礼仪,并且,严格规定,除了当时视为正统学问的理学著作和有关经世济民的书籍之外,小说、野史之类的杂书一律不许阅读。可见其对子孙们读书的重视程度。
晚清名臣曾国藩对后代的教育也相当重视。咸丰六年(1856年)九月二十九日,他写信给九岁的儿子曾纪鸿说:“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勤俭自持,习劳习苦,可以处乐,可以处约。此君子也。”教育九岁的儿子要成为“读书明理之君子”,这样的期许较之一般的俭朴教育显得境界更高。
而后,曾大人直接教育儿子如何做:“尔年尚幼,切不可贪爱奢华,不可惯习懒惰……尔读书写字不可间断,早晨要早起……尔宜举止端庄,言不妄发,则入德之基也。”读书与做人,实质是相容并包的。通观曾国藩的一生,其言传身教对于曾氏家族的儿孙成才,以及家族可持续发展都奠定了扎实基础,值得今人借鉴。
其实,在古代实行以科举选拔人才为主的制度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绝大多数的官员都非常重视后代读书,不惜花费重金聘请家庭教师。
3、不许儿辈出入公门,不许乘车,要做善事
古代官员在外做官,囿于公务以及交通不便,长期回不了家,没有如今发达的通讯工具,与家人联系只能依靠家信,所以,古代官员的“家书”成为教育其在老家子弟的一种重要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