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这是个法律理解的问题。通过企业工商登记资料可以看出，周杰确实是北京三立飞越科技有限公司的股东，周杰报案后于国柱表示周杰只是挂名股东，不是实际股东。而我把职务侵占罪的法条和司法解释给公安办案人员看了一下，提出不管周杰是不是股东，都可以举报于国柱职务侵占，这时办案人员又改口说不是周杰股东身份的问题，是证据问题。

周杰这个案子拖了16个月，目前还是没有下文，这也算是个小股东维权的典型案例，过程十分艰难，也很无奈。

就我个人观点而言，我也希望我们国家有一天不再通过刑事方法来处理经济纠纷，但在目前法律规定没有改变的情况下，对于职务侵占罪应统一司法，而不能选择性执法。

　若有社会危害性该追究的就追究

柳波（京都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北京市律协刑法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

从职务侵占罪的防范来看，第一个防范措施是要做到给大股东的利益欲望戴上法治的枷锁，让他牢靠地行使权力。不管是大股东还是小股东，应该规范和依法行使自己的事权、财权、物权等重大权力，尤其是行使这些权力时要尽量留足证据。即使有些证据在当时没有，事后能补一定要补，因为不管是打民事官司还是刑事官司，最终都需要证据。

第二个防范措施是相关司法机关要谦抑，但谦抑不是不处罚。看一个行为是否构成犯罪，首先看是否侵害了法益的观点非常正确。如果把法益深化一下，首先看行为是否有社会危害性，如果社会危害性非常大，该追究的肯定要追究。

刚才廖宏浩律师提到的于国柱这个案例中，提到把公司的钱拿给个人使用该不该追究，放在法律上讲当然要追究，如果从更深层的角度，要看是否给社会带来危害，有没有损害债权人利益和其他员工的利益，这是必须要考虑的一点，不能单纯地说他是唯一的股东，公司的财产就是个人的。

　事先防范比事后的辩护更重要

常铮（北京市尚权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

职务侵占罪与经济纠纷的界限问题，我认为看待这一问题不能局限于个案，并非通过刑事控告的方式都一律是打击报复的手段，我在做职务侵占案件控告一方的代理律师时，发现这类案件确实有经济利益的驱动，但被控告人的行为本身确实是一种犯罪行为。

从我这几年的执业经历来看，司法机关在查处涉及经济纠纷的案件时还是比较严格的，不容易立案，我们司法机关办理这类案件时，首先考虑是否为经济纠纷，然后再考虑是否以刑事手段去介入。

对于职务侵占犯罪，防范比辩护更重要，防患于未然，特别是对于民营企业来讲，防范要在前。企业内部的制度构建如何更合理、更透明，把制度完善是基础，法律方面也很重要。企业在防范方面，不要等到出事就想着找律师，无论是辩护还是控告别人，我们要加强防控在先的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