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综合性的心理和生理状态，情绪缺乏对细节的考量。判所有人贩死刑，而不管他具体做了些什么。人们为什么会产生这些情绪呢?一律死刑背后有两点值得分析，一是一律，一律包含着不需要辩护，一旦出现这种情况，都可以统一处理。一律意味着不以其它为标准，它本身就是标准。只要贩人，抓到就判死刑。二是死刑。以死刑剥夺人的生命。

　　现代社会，一般的刑罚都需要有辩护，需要找辩护律师。辩护是针对具体的犯罪细节的，对主张判刑的律师来说，他尽量将犯罪行为往严重方向推，而对罪犯权利辩护的律师来说，他尽量将犯罪行为往不严重方向推。

　　可在一律死刑的社会舆情中，对于人贩子死刑却不需要辩护，人们普遍认为，人贩子罪大恶极，不值得为之辩护。不但不值得为之辩护，甚至为之辩护的人也同样站在罪恶一边。不但是一般刑罚不让辩护，而是死刑不让辩护。

　　辩护是一种权利话语，不但对犯罪事实进行辩护，与此相应的，犯罪者针对犯罪事实有相应的权利。而且对辩护策略有组织和策划，相应地，犯罪者有为自己辩护的权利。

　　不准为人贩子辩护，社会公众情绪无非出于这么两种境况，一是人贩子没有辩护的权利。可能一般的人，一般的犯罪可以辩护，但人贩子不能辩护。之所以不能辩护，是因为罪大恶极。人贩子没有辩护的权利，包括对犯罪事实的辩护权利。

　　二是自身没有为权利辩护的认知。身处一个权利难得到辩护的社会环境，一般人的权利都得不到辩护，何况是罪大恶极的人贩子。

　　权利得不到辩护，并不是人们没有是非观。即使人贩子权利得不到辩护，公众对人贩子的危害是一目了然的。公众的是非观来自于已有的权利系统。对于该权利系统的认知，公众有足够的信心。在已有的权利系统里，没有标明人贩子有某项得到辩护的权利。甚至许多人的普遍权利也没有标明。

　　正是基于这种权利未标明状态，人贩子可以辩护的权利被模糊了，被社会情绪抹杀了。当有人要为人贩子辩护时，公众会以没有是非观来反驳。当有人说，人贩子也应有合理的权利时，剥夺人贩子的权利是一种基本的恶，公众会以现有的权利系统为反驳依据，自认为没有不尊重权利。

　　人贩子权利得不到辩护并不是社会偶然事件，它与社会整体的权利维护有密切关联。

　　社会进步是以个体权利扩张为表征的，一方面，权利的质量不断提高，另一方面，权利的数量不断增多。从群体看，社会权利获取是有顺序的。要么自上而下进行，要么自下而上进行。

　　从权利的社会表征来看，上层权利主导社会话语。在社会进步过程中，对于权利获取的社会文化阻碍，往往针对自下而上的权利获取。自下而上的权利获取冲击原有的权利表征系统。即使在一般的人看来，我作为一个正常人都没有为权利辩护的经历，何况一个人贩子。

　　但殊不知，人贩子的权利给予可能是社会公众权利获取的一个途径。当人贩子都有得到辩护的权利，一般人犯罪也应有得到辩护的权利。继而推到社会运作过程中，普通人的权利得到尊重。

　　相反，人贩子的权利所失可能是普通人权利所失的根源。人贩子权利所失并不是基于具体的境况，如他是出于什么做人贩子，他在贩卖人口过程中起到什么作用。人贩子基于情绪的权利损失，也正是普遍人权利所失的根由。普遍人权利所失，也是不看具体境况，做了何事，而是看他所做的对有形的社会权利产生什么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