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元，１９３０年出生于浙江省寿昌县。中学肄业后，于１９４６年报考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卫士。随扈蒋介石败退台湾后，先后担任蒋介石内勤侍卫、贴身侍从副官；１９７５年蒋介石去世后，又任蒋经国贴身侍从副官，一直到１９８８年１月１３日蒋经国去世后退休。他为蒋家服务四十余年，耗费了他大半生宝贵时间，见证了蒋家在台湾由强势到衰微的历史。
１９７５年４月５日上午，蒋经国和往常一样，一大早就到士林官邸看望他父亲。通常，他会在早上与蒋介石就一些政务做短时间的交谈，交谈时，从不避讳我们这些在一旁的随侍。一会儿，他就退出房间，下楼离去。
　　
　　我记得那天特别闷热，气压也异于往常，天空乌云翻腾，似乎从空气中都能让人嗅出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息。
　　
　　５日下午，轮到我４－８小时当班随侍老先生。那天我觉得他似乎比以前情绪还要烦躁，他不停地起床又躺下，躺下又想再起来，这样反复好几次。医务人员在一旁见他情绪那样不稳定，就劝慰他，要他多休息，不要这样一下起来，一下又躺下。他脸上露出不悦的表情，对医官的劝说根本置之不理，医护人员无可奈何，只好任由他这样上上下下。那时，老先生原先的小便带血和高烧都已经缓和下来，然而他的心脏扩大和时常间歇性停止跳动情形，还是此起彼落，时有所闻。
　　
　　晚上，蒋经国又回到士林官邸陪宋美龄晚餐后，他照例先向老先生请安，然后在他书房内两人谈了几分钟，蒋经国见老先生似乎有些倦容，就告诉老先生：阿爹，你累了就休息吧。走出房门之前，还吩咐医官给老先生吃几颗镇定剂。
　　
蒋介石去世后，遗体置于台北中山纪念馆。当时，翁元与其他两位侍从必须轮班照看遗体
　　医官把药丸给老先生服下后，已经是晚上８点钟，到了我交班的时间。于是我把任务交给下一班的副官李振民。交了班，我就回副官房间，想好好睡上一觉。
　　
　　正在我意识朦胧的时候，依稀听见楼上楼下非常急促的脚步声，忽而跑向东忽而跑向西，而且越来越急促，越来越杂乱，因为自己忙了一整天，实在已经累得不省人事，便不知不觉地昏睡了过去。
　　
　　?大约是晚上１１点的时候，李大伟突然把我从睡梦中摇醒，我还以为是换班，我睡眼蒙中觉得自己没睡多久，为什么就要我换班：干什么！轮到我上班了吗？李大伟神情紧张地说：什么上班，老先生都已经过去啦！快点起来，大家现在忙得一塌糊涂，起来帮忙！我脑中顿时一片空白，匆匆起床，李大伟才告诉我整个事情的经过。
　　
　　原来在晚上８点５５分左右，老先生已经沉睡多时，可是孰料心电图上的心搏曲线，突然变成一条白色直线，当班的护士和李振民召唤所有的医护人员立即进行急救。
　　
　　那天值班的医官是俞瑞璋，他身穿睡衣，狼狈不堪地冲到老先生的病榻前，二话不说，就给老先生实施急救，包括实施电击。可连续做了几次电击，老先生的心脏一点反应都没有。这时，医疗小组知道事态严重，要救活老先生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于是立刻向宋美龄和蒋经国汇报这个不幸消息。
　　
　　蒋经国从士林官邸回到七海官邸，正要上床就寝，没想到电话铃声大作，要他立刻再回士林官邸，蒋经国本身也对这次的紧急情况心知不祥，等他赶到士林官邸，老先生早已归西，没有交代任何遗言。
　　
　　我进房门的时候，见到屋内人声鼎沸，蒋经国先生在房间角落的壁炉边低声啜泣，夫人宋美龄则在病榻边面色冷峻而忧戚，显得非常难过，现场一片忧伤悲戚的气氛。医生放弃了急救之后，已经开始在为老先生戴上假牙，然后通知副总统严家淦等当局高官，请他们速来士林官邸见总统最后遗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