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城市化的“非转农”现象呈现典型的地域性特征

由于与“农转非”的城镇化大趋势相反，很多人将这种现象称之为“逆城市化”现象。“非转农”现象呈现明显的地域性，并非全国的普遍现象，“非转农”高发的地区主要集中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良好、与城市差距较小的地区，具体而言，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以高度的农村工业化为特征，主要集中在长三角地区，长三角地区的广大农村作为大城市的腹地，形成了高度专业化的农村工业，农村工厂和市场遍地开花，交通便捷，城乡公共品服务差距大幅缩小。以浙江为例，浙江义乌等地农村的许多百姓都自己办厂开店，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当地规定，农村社区的居民可以免费得到一块120平方米的宅基地，一块宅基地平均价就在百万以上，如果再在这个宅基地上建三层小楼就值600多万。

第二类则是以发达的县域经济为基础的村庄分红为特征，主要集中在珠三角地区。在这些地区土地收益根据社区户籍每年分红，这意味着拥有当地的农村户口，就能够有从土地经营收益中分一杯羹的权利。在改革开放初期，珠三角很多村庄集体修建工厂出租给外商，至今赚取了大量的租金收入，当地村民按照户籍可以按年获取红利。因此，很多珠三角地区的农民即便有“农转非”的机会也不愿意把户口转出去。

第三类大量集中在北上广等大城市周边，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拉动了郊区的发展，大城市周边的土地价值也在不断增值，即便拆迁或者土地征用，也能够获得大量补偿。不论是哪一类，当地的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都比较高，农村公共品服务比较齐全，与城市的差距非常小。

“非转农”也是我国就近城镇化的一种，城镇化并不一定都要农民单向向大都市流动，就近城镇化是农民幸福感最强的一种城镇化模式

目前局部地区出现的“非转农”更多呈现出就近城镇化的特征，是城镇化的一种特殊形式。农民离土不离乡、就业不离家、进厂不进城，并且农民在教育、医疗、就业、社会保障等方面可以享受与城镇居民同质的服务，实现了就地市民化、就近城镇化。以往所认为的城市化就是要将农村居民都转移到城市生活工作，是一种比较狭义的观点。在这种观念指导之下的城市化，往往会造成城市超荷负载，形成大城市病。

现在的很多拉美国家就是盲目将农村居民迁往城市，而形成了环城市的超大贫民窟，造成了很大的社会问题和环境问题。中国不能再走拉美等国城市化的老路，首先就要改变对城市化的认识。“非转农”背后隐含的现实是农村经济实力的增长以及农村土地的增值，由此带来的就地城镇化能够大大降低城镇化的成本，此时不应该纠缠于户口性质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