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开出的一剂良方是宽恕与爱。他书写《双城记》、《雾都孤儿》，他写的不是革命时史，而是捕捉了那个时代的氛围，用一个故事告诉人们仇仇相报终无已时，流血只能造成更多的流血，只有宽恕能拯救这个世界，仁慈如狄更斯看似最不适合那个阴暗的时代的，可是他能勇敢地直面它，用自己的力量去感化那个社会，在最不适合的时期里做出了最合适的壮举。
　　
　　文段十七：
　　
　　而在现代，二十一世纪的伊拉克，我仿佛又看到了这种力量--那个生活在巴格达的八岁少年卡马尔。哈希姆。他行走在哀鸿遍野、民不聊生的那片土地，有这么一句诗歌形容这个时代的中东，“山坡上的灵车来来往往，日以夜继。”没有少年的玩乐，没有吃得饱的热饭，只有硝烟与战火，明灭不熄，多少人在贫民窟、难民营里祈祷，来生不要生在这里，可是卡马尔并没有，他拿着相机记录伊拉克的点点滴滴，每一个温情的画面：有老人坐在书店的门口阅读，太阳从棕榈树后徐徐升起，咖啡馆的门外摆着一杯免费饮料。这算是一个糟糕的时代，这是一个没有任何孩子愿意生活的时代，然而卡马尔用自己的微薄的力量去记录那些爱与温暖，鼓励每一个伊拉克人勇敢地、努力地活下去，这是在最不适合的时期里最合适的救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