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学者统计，现行的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中，与问责相关的多达上百部。

2013年11月，《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五年规划纲要(2013-2017年)》明确提出，适时修订《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

规划纲要中提出：“进一步明确问责情形、规范问责方式。抓紧制定严格做好被问责干部工作安排的有关规定，严格被问责干部复出条件、程序和职务安排等，保证问责制度与党纪政纪处分、法律责任追究制度有效衔接。”

2015年10月12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党员追求的高标准和管党治党的戒尺得到了明确。

2016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在中纪委第六次全体会议上作工作报告时提出：“问责一个、警醒一片，没有问责就难有担当。党的责任重如泰山。有权必有责、失责必追究。要把问责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抓手，研究制定《中国共产党党内问责条例》。”

宋伟表示，“问责条例”的审议通过，应当是《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的修订升级版，同时也体现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从严治党的新理念、新思路。

杜治洲认为，从《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到“问责条例”，不仅是效力层级得以提高，也把过去散见于不同问责规定当中的制度统一到一部党规中，提升了问责制度的权威性。

“从去年‘廉洁自律准则’‘纪律处分条例’的修订出台，到刚刚审议通过的‘问责条例’,都反映了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的完善，也说明从严治党的制度支撑正在实践探索中不断得到科学化提升。”宋伟告诉《法制日报》记者。

杜治洲对《法制日报》记者说，“问责条例”的制定，一方面通过问责有利于“廉洁自律准则”“纪律处分条例”等规定的执行，另一方面也有利于督促党员领导干部履行廉政责任，领导干部不仅自身要廉洁，还要管好下属的廉洁。

“‘问责条例’可以有力强化党委主体责任和纪委监督责任的落实，也成为问责处理的重要依据。”宋伟说。

6月28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问责条例”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制度，制度的生命在于执行。全面从严治党、推进标本兼治，最根本的就在于各级领导干部要把管党治党的责任担当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