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了解，《居住证管理办法》已于去年年底由国务院法制办启动公开征求意见程序，有望于今年出台。北京、上海、广东、湖北、河南、四川、内蒙古、福建等省份已经公开提及将实行或健全居住证制度。

紧迫：特大城市改革不容再拖延

距离预定的2020年全面完成改革任务只剩五年时间，但仍有近半数省份未出台相关细则。专家认为，户籍制度改革的实际进展不尽人意，其中有改革成本巨大等客观原因，但户籍改革尤其是特大型城市的改革不应再拖延。

记者梳理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广州、深圳、武汉、成都、南京、佛山、东莞、西安、沈阳、杭州、哈尔滨等15个特大或超大城市的现行政策发现，这些城市均明确居住证申请门槛，但积分落户并未在所有城市出台，已出台地区落户政策也整体较为苛刻。

有观点认为，户籍制度改革推进缓慢的重要原因是改革成本较高。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之后要享受基本公共服务，这就需要很高的成本。而作为主要的成本承担者，地方政府改革积极性不高，导致其在具体实施中比较消极被动。

“未来新型城镇化是以户籍制度改革为核心的城镇化，我赞成仍然要继续保持改革的渐进性。但渐进性不是说要拖延，我们必须要有时间表、路线图和军令状。”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表示，现在特大型城市推进户籍改革，确实遇到人口密集、环境问题、交通堵塞问题，甚至可能有贫民窟等问题，少数几个特大城市或许应该特殊施策。但是，要严格界定哪些城市户籍制度改革应该慎重，不能把这个范围过分扩大。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表示，现在中小城市已基本上放开限制，可以自由落户，大城市却控制得比较厉害。

“城市越大，人口聚集产生的经济效率就越高。目前中国的大城市数量并不多，相对于13亿多的人口基数来说，中国只有北上广深等几个大城市。日本只有1亿多人口，就有东京、大阪等多个大都市。”胡星斗认为，过去强调就地转移人口，就地就业，发展小城镇，大城市好像由于人满为患就不宜发展，这是一种偏见。其实所谓的“城市病”是治理能力的问题，与城市规模没有关系。

蔡昉也认为，“要对症下药，不要因噎废食”，户籍制度改革的顶层设计权在中央，但归根结底需要地方政府推进。下一步有必要确定一个工作办法，把成本分担、红利共享实实在在地落实下去，可以大幅度提高地方政府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