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从权力问责逐步转向制度问责

“非典”事件以前，我国权力问责的案例并不少见。当时主要是针对各种安全事故进行问责，“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作用不大，“疗效”不显。“非典”事件以后，两名正省部级主要领导辞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的出台，标志着制度问责的开始。中国干部人事制度的整体改革，也出现了制度化信号。实施制度问责，是从政治责任、领导责任、管理责任、直接责任、间接责任等，一层层问下去。制度问责提高了行政官员的政治责任心;澄清了吏治，做到了制度反腐;化解了干部队伍的能上不能下问题。

完善历程

一、目前我国行政问责还没有专门的、完善的成文法。问责的主要法理依据主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第八十二条、《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以及《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这三种规范性文件中只有《公务员法》属于真正意义上的法律，其它两种规范文件虽有一定的约束力，但只能算是执政党的内部纪律规范。

二、我国各级政府和政府部门之间的有些职责不够清楚、权限不够明确，在追究责任时，相关部门相互推诿，出现谁都有责任，谁又都没有责任的情况;以至于在问责中，问责客体具体应当承担什么责任，模糊不清。

三、问责程序不健全。目前我国没有明确的问责启动程序，问责机制如何启动往往取决于行政领导的意志，没有规范可供遵守。目前问责的处理程序也不健全。比如当前我国人大的问责职能虽有法律规定，但是如何在问责程序启动之后，执行听取报告、质询、调查、罢免、撤职、撤销等问责环节，在法律上仍然缺乏可操作的程序。

四、目前的问责主体和问责范围过于狭窄。现有的问责还仅局限于行政机关内部的上级对下级同体问责，缺乏人大、政协、民众等异体问责，更缺乏对上级的问责。仅仅是同体，仅仅是上级对下级，这样的问责制度显然难以实现责任政府的目的。在问责的范围上，行政问责一般仅停留在人命关天的大事上，且一般仅限于安全事故领域。行政问责事由只是针对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的违法行政行为，而不针对无所作为的行政行为。问责一般只针对经济上的过失，而对政治等其他领域的过失却不问责，问责的环节也多局限于执行环节而少问责决策和监督环节。

五、行政问责的标准不够完善。行政问责包括法律责任和政治责任两方面的问责。目前，我国在法律问责的制度化、规范化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步。然而，在政治责任的制度化、规范化方面，我国还存在较大的缺陷。实践中较随性。问责的范围有限，标准，程序和责任人确定非常原则，很不具体，留下很大的随意性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