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中官商勾结的糟粕，也起到推波助澜作用。我国官商勾结始于秦汉，盛于明清，主要表现为商人寻求政治保护，官员寻求经济支持，双方以家族、同乡、故交为纽带，形成利益共同体。历史上这种官商同盟获利、红顶商人暴富的现象，至今仍受到不少人推崇。周边韩国、日本，政商勾结也较为突出。2006年，韩国专门制定《关于高尔夫球和奢侈性娱乐活动公职人员行为准则的方针》，规定不论何人承担费用，都不许公职人员同民间企业负责人打高尔夫球，其背景就是民众对政商关系的严重不信任。

白恩培案件警示我们，权力和资本绝不可以进行交换。党员干部搞官商勾结，用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为少数不法商人谋取私利，只能是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行越远，后果不堪设想。取得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必须坚持全面从严治党，用最坚决的态度减少腐败存量，用最果断的措施遏制腐败增量，为推进“四个全面”提供根本保证。要减少行政权力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规范党员干部与商人老板的交往，加大矿产资源、土地出让等重点领域纪律审查力度，斩断官商勾结的利益链条，防止权力失控、行为失范。

　　【央企领导人员违纪违法警示录观后感二】

严重扭曲用人导向，搞乱了干部思想，破坏了政治生态。多名江西干部表示：“用人是一个核心问题。用人用坏了，其他的就都坏了。”苏荣在江西期间，大肆卖官鬻爵，形成了负面的政治生态。很多干部不把精力放在工作上，而是整天琢磨苏荣喜欢什么。许多干部都谈到，“与干出成绩、苦熬资历相比，送礼行贿显然更简单、更节省时间”。特别是看到业绩、资历不如自己的人，因为和苏家拉上关系得到重用，也开始走偏门。

顺毛驴、逆淘汰的示范和传导效应，败坏党风政风、带坏民风。“上梁不正下梁歪。”苏荣的所作所为，示范和传导效应极为恶劣。许多同志谈到，“送礼行贿的钱从哪里来?凭工资显然不够，只能靠向老板和下级要，大多是用受贿来的钱去行贿，使腐败的范围层层传导、呈几何式扩散”。

苏家带头巧取豪夺，加剧官商一体现象，严重影响市场经济秩序和发展环境。苏家四处插手土地出让、工程建设、招投标，凡是搭上关系的老板无往而不利。既让很多经营者认为，企业实力强、产品质量好不如搞定“于大姐”;也让许多干部放胆建立“政商联盟”。这种情况愈演愈烈，哪里还有公平竞争和社会公正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