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权力过度干预微观经济活动，是官商勾结滋生的“土壤”。云南属经济欠发达地区，市场发育不充分，政府主导经济活动的色彩较强，客观上存在设租寻租的空间。从白恩培案及云南省纪委查处的案件可以清晰看出，把官场人脉当资源、把贿赂当成本，已经成为一些人的“生意经”。当地一位学者认为，只要权力支配经济活动的格局没有改变，官商勾结的土壤就会一直存在。

利润畸高、市场不公开，使矿产资源、土地出让、房地产开发领域成为官商勾结的重灾区。从白恩培屡次插手的矿产资源、土地出让看，行业暴利、便于“分肥”是首要因素，同时，这些领域审批手续繁琐、透明度低、规划随意性大、竞争激烈，又能让权力大展“拳脚”。一些干部谈到，近年来官商文化在房地产界比较流行，一些老板总能以低价拿到好地，就算房子建得不怎么样，也能赚大钱。

私营企业发展环境不规范，为官商勾结提供了基础。当前，私营企业在市场准入、资源配给、资金供应等方面受到较多限制，客观上迫使其另辟蹊径、走旁门左道。同时，近年来对老板行贿的打击不够、对其企业因行贿所获不法利益追缴不够，也使其敢于不计成本、铤而走险。

历史文化中官商勾结的糟粕，也起到推波助澜作用。我国官商勾结始于秦汉，盛于明清，主要表现为商人寻求政治保护，官员寻求经济支持，双方以家族、同乡、故交为纽带，形成利益共同体。历史上这种官商同盟获利、红顶商人暴富的现象，至今仍受到不少人推崇。周边韩国、日本，政商勾结也较为突出。2006年，韩国专门制定《关于高尔夫球和奢侈性娱乐活动公职人员行为准则的方针》，规定不论何人承担费用，都不许公职人员同民间企业负责人打高尔夫球，其背景就是民众对政商关系的严重不信任。

白恩培案件警示我们，权力和资本绝不可以进行交换。党员干部搞官商勾结，用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为少数不法商人谋取私利，只能是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行越远，后果不堪设想。取得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必须坚持全面从严治党，用最坚决的态度减少腐败存量，用最果断的措施遏制腐败增量，为推进“四个全面”提供根本保证。要减少行政权力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规范党员干部与商人老板的交往，加大矿产资源、土地出让等重点领域纪律审查力度，斩断官商勾结的利益链条，防止权力失控、行为失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