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受贿的方式是卡，可以用来消费和提现，但写的不是受贿人的名字，而银行取款机的监控录像也因时间久远已经销毁，案子一度陷入僵局。但反腐部门的同志注意到，卡里还剩几千元“零头”，“就看受贿者舍不舍得这几千块钱，如果他拿着这张卡再去取钱或者消费，证据就拿到了。最终，受贿者还是舍不得，拿着卡去买了贵重物品，还和自己的卡合并使用”。证据到手，犯罪嫌疑人立刻被捕。周梅森把这个案子写进了小说，也成为电视剧中的一个重要案件。

从年轻时候起，巴尔扎克就是周梅森的偶像——巴尔扎克所处的是一个新旧交替、金钱至上的时代，和现在有很多相似之处。“巴尔扎克有一个观点讲得非常好，小说家必须面对现实生活，使自己成为当代社会的风俗史家;小说家的任务不仅在于描摹社会现象，还要解释这些现象的原因;小说家又必须同时是道德家和政治家。”周梅森说，“巴尔扎克的作品有一个特点，就是对社会思考的追求，这也是我这部小说所追求的东西。”

弱势群体对贪腐有切齿痛恨

在《人民的名义》中，除了描写官场，周梅森还花了近一半篇幅写下岗工人等弱势群体。“我的几乎每一部小说都会有一定篇幅触及弱势群体，这个群体我非常熟悉。”周梅森自己曾是一个煤矿工人，十几岁就在煤矿半工半读，1979年离开煤矿后，仍有很多亲戚朋友在煤矿工作。

“高楼背后有阴影，霓虹灯下有血泪。一方面，我们改革开放，物质极大丰富;另一方面，两极分化严重，这是非常可怕的。”周梅森在《人民的名义》中写到一个老工人郑西坡，工厂破产，工人下岗，他本来是帮助政府做说服工作的，但后来被贪腐官员欺压，打官司又被司法腐败压迫，为了保卫自己的工厂，他被逼无奈搞出一个群体性事件。

“这正是贪腐的可怕之处，侵害了老百姓的权益，败坏了世道人心，激起了人民的愤怒。”周梅森说，“有些无耻的腐败官员，连老百姓的救济款都贪，没有底线到这种程度。底层老百姓对腐败有切齿痛恨，我的作品就要写出老百姓的这种痛恨。”

反腐主题的文艺作品在过去十几年一度出现空白，反腐剧也在电视屏幕上消失，此次《人民的名义》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回归观众的视野。周梅森说：“文艺作品对腐败和反腐败问题的描写，也是一种监督。过去我们的文艺作品对这些群体性事件都是回避的，官僚们以为你不写，老百姓看不到，就能掩耳盗铃。”

在《人民的名义》中，一个大省的“半壁江山”都沦陷了，老书记、接班者、政法委书记、公安厅厅长、法院副院长、大型国企老总、省会城市副市长……全是腐败分子;小说中级别最高的贪腐分子更是官至“副国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