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8-12-17 11:11作者:王新老师
在程耳的笔下、镜头中,中国人或上海人,和日本人,完全成为了两个特征和对比鲜明的群体。
上海的中国人没有计划,没有宏图,没有进取心,混日子,却乐得自在,享受家庭,重视每一顿早餐,只有一个原因:那是他们自己的城市。他们爱那个城市,对于每一个想来破坏这座城市的人(比如开头的赵宝刚),只想极力踢走他。
但日本人不是,他们计划周密,步步紧逼,潜伏多年,心狠手辣,不达目的不罢休。他们最终得到了上海,也最终失去了上海,只有一个原因:那里本来也不是他们的。
我不知程耳是有心还是无意,他始终把葛优饰演的陆先生“去黑帮化”,演他爱吃,爱女人,爱喝茶,举止文雅,谈笑风生,关爱家人,有情有义,只有在维护上海这座城市的时候,才会出手杀人。这哪里是黑帮,简直是城市英雄。
我似乎明白了为什么一个悼念大上海罗曼蒂克时代的片子,塑造最成功的一个人竟然是日本间谍,这是一种反差效果。
导演似乎有意无意在用这个“温柔的黑帮”与“翻脸无情的日本间谍妹夫”在做对比,说,再大的黑帮,也比日本侵略者善良。
片中葛优饰演的陆先生,身材单薄,看似手无缚鸡之力,和几块腹肌的日本间谍浅野忠信比起来简直是弱鸡,这也是种刻意的反差对比,用瘦弱的外形,反衬善良的内心。相比较手撕鬼子那种抗日神剧,导演力图用更加温和的方式曲线救国。
所以这个片子,就成了“花样年华+布达佩斯大饭店”的华丽文艺片外壳包裹下的反法西斯电影。
忽然想起看过的一首讽刺诗:
当勃兰特在华沙双膝跪下,
全世界看到了一个反差,
跪着的德国总理,
比站着的日本首相,
高大。
片中的柔弱黑帮陆先生,正是用来反衬的主角。
然而非得用黑帮来体现上海的善良么,这种逻辑恐怕也只有导演自己清楚了。但这至少比手撕鬼子有内涵多了。
程耳通过黑帮大佬陆先生一家的遭遇,聪明地点出了一个题:我们之所以战胜了日本人,并不是因为我们能够在战场上手撕鬼子,只是因为,我们躲得更远,活得更久,拖得更久,就像陆先生一样。
战争,终究是一个时间的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