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的影视剧中，有两个突出的乡土精英形象，就是《被告山杆爷》里的山杆爷和《秋菊打官司》里的村长，从外部来评价，基本上会说他们“家长作风较强”，而如果从内部来看，则可以说，他们有着维系乡村共同体的“责任感”，而这种责任感，恰恰是下派干部不具备的。《被告山杆爷》和《秋菊打官司》，都以乡村秩序被国家秩序取代为结尾，共同体内的成员出于对于具体事务的不满(要个说法)，从外部引入权力，然而，外部权力进驻之后，在摧毁原有的秩序格局之后，并没有建立一个更好的秩序，就像山杆爷和村长都成了囚徒，而孙子和秋菊最终都痛苦不已——这不是自己真正想要的结果。

山杆爷和村长的结局并不是特例，从费孝通开始，对中国乡村秩序瓦解和重构的观察和救治就不曾断绝过。晏阳初和梁漱溟在30年代都曾经倡导过乡村建设运动，一个是“西方式的”培育新民，一个是“本土本位”的精神重建，但是，说到底，二者对于乡村秩序而言，都是外来的精英，背后都拥有过于强大的“国家意识”。更为猛烈的是ZG的作为，直接调动乡村边缘力量诱发乡村秩序的“内爆”，摧毁乡村权力格局，制造裹挟一切的势能，最终建立起具有强大汲取能力的D国体制。这种重组社会的方案暴烈而高效，但是，后遗症也是巨大的，它基本抽空了乡村自我组织的资源和可能性。取消农业税并不能扭转这一趋势反而会加剧危害：原本主要发挥汲取功能(间接发挥维持秩序功能)的国家权力退出基层，乡村基本公共服务处于崩溃边缘。而城市化的趋势进一步加大乡村秩序的空洞化，大量的青壮年打工群体离开乡村，为乡村中的“流氓恶棍”与村干部合伙横行乡里提供更多的活动空间。

所以说，二叔这样的人物，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他只不过是少数宗族力量尚且残余地区的特例。二叔这样的人物，需要花费漫长的时间来积累权威。而且，他的权威显然无法传承的，因为大多数年轻人外出打工(包括他的孩子)，与乡村的日常秩序已经疏离，也因为缺乏相应的物质基础作为支撑(家族或集体企业)，这意味着，下一代的乡土精英必须重新积累自身的权威资源。

马向阳作为一个下派干部，与“二叔”相比，如果他要树立自己的权威，依靠的是“办大事”的本事，依靠背后的官僚体系或人脉资源的支持，来解决修路、土地流转、致富问题。这些大事背后，都涉及到巨大的利益分配问题，尤其对于土地流转问题而言，无论是集约农业，还是城市化，土地流转背后涉及到巨大利益显然不仅仅只有村民和本地干部盯着，还有城市商业集团、乡村流氓集团、乡县市官僚集团虎视眈眈，对于很多人而言，这是最后一次的“暴富机会”。因此，对于马向阳这样的下派干部而言，一般会有三种情形：第一，像他刚下乡时的状态，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不蹚浑水，混过就走;第二，如果背景够硬，手段够黑，可以作为参与者和代理者进入土地利益分肥网络中。第三，为集体利益考虑，竭心尽力，调动资源为乡村发展做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