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我身处的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为例，虽然没有一个准确的数据统计，不过，因为曾经有幸与特区青少年法庭与矫正系统工作人员有过合作，因此有一些直观的感受。根据他们的说法，他们每年都会收到近万起的案件，尽管大多数都是街头抢手机、抢地铁卡这样的轻罪，但是，从数量上看依然是非常可观了。而在2007年让很多中国留学生虚惊一场的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枪杀案，也发生在靠近大华盛顿地区的校园里。

如此惊人的数字，当然与美国的许多社会背景有关，比如充斥好莱坞电影的暴力形象，再比如枪支泛滥问题等等，都为数量如此之高的青少年犯罪提供了土壤。

针对这个问题，美国许多州政府都设计了一整套各司法部门联动参与的矫正体系，而这也是我在电影中看到的、中国目前也许还有所欠缺的部分。

在电影中，我所看到的詹红荔，不仅专业素质过硬，同时也非常能够体谅当事人和当事人家庭的情况，并且以实际行动地去帮助他们。当然，也许是电影艺术渲染的缘故，主角从哪方面看似乎都无可挑剔。只是，从我工作中接触的数百名中国法官的经验来看，无论是基层的还是最高法院的法官，一个个都是鲜活的人，都有自己的压力和烦恼，但是，也有着坚定的理念。如果中国大多数法官都像詹红荔一样，那我相信中国的法治建设将会大踏步前进。

在电影里，对于那些曾经失足的孩子们的矫正，似乎从头到底都是詹红荔一个人在努力。努力说服同事，让那些孩子们一起来参加文艺汇演;努力和他们打成一片，甚至一起打篮球比赛;努力做他们的心理医生，尽管有时候显得无能为力;努力为他们争取档案封存的权利，直至修正案出台等等。

如上面讨论的那样，这样的詹红荔也许是无可挑剔的，可同时也让我思考着，人力有穷，如果詹红荔病了，那些孩子们该怎么办?

也许在华盛顿特区的青少年犯罪矫正体系能给我们带来一些参考。当然，在此要特别提一下，华盛顿特区的司法系统因为能直接从国会获得拨款，因此，在各方面都做得比较突出，相较之下，美国其他的州特别是中部一些经济状况较差的州，对于未成年人犯罪的矫正体系，则远不如华盛顿特区这般完整而高效。

在华盛顿特区，从警察逮捕犯罪的青少年到法庭判决以后的矫正，涉及到警察局、检察官办公室、青少年法庭以及青少年服务中心(YouthServiceCenter,YSC)四个主要机构的相互配合，当然还有许多民间法律机构以及大学社工服务等机构也参与其中，形成了一个良好的联动模式，并且覆盖了整个阶段，而这恰恰是他们整个工作的理念所在(他们称为：Front-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