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总结、摸索出了一套符合少年审判规律的“三三九不工作法”，即三个不开庭：对案件的关键问题没有梳理清楚的，不开庭;对被告人成长背景没有调查清楚的，不开庭;被告人对犯罪危害没有足够认识的，不开庭。三个不轻易：被告人没有真诚悔过的，不轻易下判;被害方没有得到精神抚慰、达成和解的，不轻易下判;可以判非监禁刑而没有落实帮教措施的，不轻易下判。三个不松手：入监后延伸帮教不到位的，不松手;回归社会的问题没有妥善解决的，不松手;发出的司法建议没有落实的，不松手。

在何刚伤人案中，她往何刚家前后跑了18次去做工作，希望何刚父母到庭参加审判(父母不到场会让孩子认为父母放弃了他)。作为一名法官，她本可以按照法律给这些少年犯直接判刑，但是她没有这么做，为的是让何刚能真正意识到自己所犯的错误，能够真心悔过。受害人郑少伟家她一趟趟去做工作，甚至引起郑家的反感，郑家妈妈将传票撕掉甩在她的脸上，她的心里一定十分难过，但她依然坚持做工作，为的是两家能够和解。做到了三个不开庭、三个不轻易。

挽救了一个孩子就挽救了一个家庭，挽救了一个家庭就增添了一份和谐。詹红荔同志被亲切地称为“法官妈妈”。她不仅做好审判工作，还积极关心、帮助失足少年。当少年犯张成龙出狱的时候亲自去接，送他书本和一些法制方面的书，希望他能够回归社会。张成龙在出狱后给的班主任写下了决心书，决心好好读书，考大学，孝顺他的母亲。对于狱中正在改造的少年犯，她一直做到“跟踪帮扶”工作，经常到狱中探望，带领他们搞活动，让他们能以积极的心态迎接未来的生活。众多少年犯在她的引领之下积极改造，决心重新做人。

她积极探索创新，推动建立了预防未成年犯罪体系和新生少年融入社会机制，传递司法温暖，化解社会矛盾。许多少年犯在出狱后认为自己忘掉了自己的过去，现在以一个全新的面貌进入社会，社会也会以同样的想法来对待他们。但令他们没想到的是他们的污点却紧紧地跟随着他们。张成龙在出狱后不被学生接受难以融入社会，最后沉迷网络，再次成为少年犯。詹红荔认为，如果说孩子第一次犯错是孩子的错，那么孩子的第二次犯错就应该是社会的错，因为社会没有给他们重新做人的机会。她积极思考让这些孩子重新融入社会的方法。方超在出狱后洗心革面，以无比认真的态度对待生活和工作，但仅仅因为他曾偷过东西做过牢就得不到社会的认可，在遭遇世人的白眼之后，他选择放弃自己的生命，他临终前对詹法官说“我知道我偷的笔记本有点贵，但我没想到会贵到要用我的一生来还”。他是那么的无助!这也成为詹法官推动立法改革的导火索。对于方超的死，她无比的心痛。作为一名法官，她认为应当运用法律的武器来帮助这些失足少年重返社会。后来她积极推动立法改革，对轻微犯罪少年的档案进行封存，任何人未经法律允许不得查看，这一重大改革给了这些少年犯重新做人的机会，更重要的是，大大减少了他们再次犯案的机率，更好地维护了社会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