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说，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从这个寥寥数语中我看到的是，因为有了先王这样的能人，所以，中国社会一直成功地处于先贤人为的掌控之中。先贤也是人，因此，中国社会属于人治社会。如果仔细体会一下儒家和道家的主张不难发现其中的共通之处：人为地有意识地避免人与人之间的争斗，而其最核心的手段就是遏制自我、个体意识。对于个体、自我的遏制，毫无疑问是我们文化的重要特征。它无处不在，在无意识中决定了我们的民族性。中国的先贤们没有想到的或许是，争斗没有得到人为的有意识的控制的偏僻的资源匮乏、人员稀少的西方居然群体性地出现了理性和宗教现象。不仅如此，任由兽性发挥的西方世界最后不仅因宗教存在而形成了秩序，而且还因理性的出现产生了所谓的现代科技。这个现代科技，极大地改变了看得见摸得着的世界。真是人算不如天算!回头想想也是，如果人能算过天，天不早就被人消灭而不复存在了?!

一边任由兽性发挥，最后出现了宗教，诞生了理性，催产了科技和工业;一边兽性被人为控制，带来了农业文明，没有宗教，缺乏理性，工业没有诞生却具有工业组织必需的忍让和纪律性。要做东西方文化的比较，需要从这里开始。当然，衡量的标尺，不是GDP，不是经济的繁荣程度，不是人均寿命，也不是人民的幸福指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