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胡仙芝认为，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并非“高薪养廉”，且“高薪养廉”并不适合我国内地国情。

　　从2016年12月世界著名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公布的《2016年全球腐败指数报告》看，清廉指数与公务员工资有一定关系，但并不是简单的正比和反比关系。

　　胡仙芝对此排名进行过专门研究，她发现全球清廉指数排名在前十名的丹麦、新西兰、芬兰、瑞典、挪威和新加坡等国，其公务员工资基本上等于和低于社会平均工资水平，如新加坡在85%~88%之间，瑞典为96%左右，挪威为99%左右。“其实，人们看到新加坡公务员工资的绝对值高，却没有进行科学地横向比较，尤其是跟整个社会的平均工资水平进行比较，而是机械地进行国别比较，往往会脱离不同国家间的具体的国情实际和历史实际。”胡仙芝说。

　　其实是否高薪，主要体现在公务员平均工资与社会平均工资的比例上。“如果把高于1：1作为一个标杆，可以发现，香港、新加坡等所谓‘高薪养廉’的国家和地区，其实并不是‘高薪公务员’;相反，俄罗斯却成为一个公务员‘高薪’的国家，他们的收入是社会平均水平的2.3倍。”胡仙芝说。

　　中国政法大学郎佩娟教授认为，社会上对新加坡“高薪养廉”的说法是误读，误认为新加坡公务员是高薪，其实主要是新加坡平均工资比较高，她向编者表示，“对‘高薪养廉’要有一个正确的解读，高薪养廉并不是单独把公务员的薪金提得特别高，高到所有的平均工资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