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受制于私益膨胀、公益凋零，医疗和教育的公益特质也不断蜕变。如“救死扶伤”蜕变为“见钱开方”——或见死不救，或开大处方、过度治疗，患者愈来愈成为医院、医生眼中牟利的工具;“教书育人”蜕变为教书收钱、收钱不育人，学生也愈来愈成为学校、教师眼中追逐升学率等学绩、政绩的道具。

　　就此而言，时下我国事业单位并不是不重视绩效——比如“大处方”的绩效、升学率的绩效，并以这些绩效来考核员工，只是此绩效非彼绩效——事业单位理应有的公益绩效，而仅仅是自利私益，背弃基本事业伦理如医学伦理、教育伦理。显然，以这种扭曲异化的绩效作为事业单位实行绩效工资的依据，如以处方的大小来判定医生的工作绩效，以升学率的高低来评价教师的工作绩效，所能激励出的“绩效”必然与事业内在的本性南辕北辙、格格不入。

　　所以，事业单位全面实行绩效工资，不能不首先从厘清什么是事业绩效开始，而要保证这种厘清，新医改、新教改等新一轮事业单位体制改革的全面深入、落实到位，正是根本的制度基础和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