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分权的架构下，中央政府的监管目标侧重于对地区间的总体薪酬差距进行“限高、托低、稳中”的调控，并建立相应的奖惩机制。例如，如果某省部分县市的教师工资水平与省会城市差距过大，则中央财政将扣减对于省级财政的转移支付或者税收返还，直接补助给相关县市。

其次，教师与公务员工资的挂钩机制在短期内很难取消，但可以做软化处理，这需要通过增强基层事业单位的经费自主权来实现。第一，政府要区分哪些公共服务是基本公共服务，哪些不是，对于已经超出了政府财力保障范围的公共服务，可以容许学校通过多渠道筹资来弥补财政投入的不足;第二，对于尚保留的学校收费项目(如高中阶段的学费)，应当赋予学校一定的自主定价权，以实现收费标准和学校教育质量之间的市场化关联;第三，公办学校对于公用经费和事业性收入应当具有一定自主支配权，用以对教师的收入进行微调。

一种观点强调，公办学校开设收费项目或者提高收费标准，将引起社会公众的不满情绪，诱发新的不稳定因素。而事实上，学校所面对的社会压力主要是源于学校安全事件，而并非收费问题。从另一个角度上讲，增强学校对于教师收入的调节能力和激励机制设计能力，也可以扭转“绩效工资不绩效”的被动局面，反而有利于减缓教师群体的不稳定因素。

最后，保留学校对于薪酬水平的微调权，也为上级行政部门从宏观上调整工资标准提供了一扇观测窗口，否则基于工资调查的正常增资机制很难操作。对于决策部门来说，调整基本工资和津补贴标准需要综合考虑来自工资调查的市场信息以及基层单位的意见和诉求。学校对于教师收入的微调信息有助于决策部门判断工资调标的真实压力变化。比如，当课时津贴、班主任津贴的上浮频率快于绩效奖金，且类似现象在多个地区的学校同时出现时，就说明基层调薪的压力在积累。

概括而言，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教师薪酬体制要把握十六字原则：中央调控、省级统筹、弹性管理、科学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