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农村居民土地的剥夺是从十五世纪最后三十多年开始演出的。同王室和议会顽强对抗的大封建主，把农民从土地上赶走，夺去他们的公有地，强行拆除农民的住房和公认的小屋，把耕地变成了牧羊场，大量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者被投向劳动市场。同时，十六世纪宗教改革和伴随而来的对教会地产的大规模侵吞，对修道院等的压迫，把住在里面的人无情地抛进无产者行列。把人从地产上清扫出去，对“神圣的所有权”进行最无耻的凌 辱，对人身施加最残暴的暴力，在那个时代，所有这些被视为理所当然，这就是原始积累的各种“田园诗式”的方法。无怪乎托马斯.莫尔在自己的《乌托邦》一书中就宣称：“羊在吃人”。所有这些为资本主义农业夺得了地盘，使土地与资本结合，为城市工业造成了大量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阶级。

我一直用“不受法律保护”来形容那些无地无产者，因为他们确实几乎没有受到过任何法律的保护，即使有法律，那也是用来压迫剥削他们的血腥法律，可以说，他们是时代的牺牲者，同时也是奉献者，因为他们的非自愿地牺牲造就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几乎一夜间，大量无地无产者被投向劳动市场，但是这个不受法律的无产阶级不可能像她诞生那样快地被新兴的工厂手工业所吸收。再者，这些突然被抛出惯常生活轨道的人，也不可能一下子就适应新状态。他们大批地变成了乞丐、流浪者，其中一部分人是由于习性，但大多数是为环境所迫。我们甚至不曾想过法律可以这样：它对大多数人为何沦为流浪者在所不问，甚至鼓励把农民沦为无产者的行为，但它却对流浪者施加酷 刑，并要他们发誓回到原籍或最近三年所居住的地方去“从事劳动”，而没有人“愿意使用”还要被割耳朵。多么残酷的讽刺！他们的家园和土地已经被剥夺，劳动市场早已饱和，法律却要求他们“从事劳动”，否则就对他们施加酷 刑。在形式上，血腥立法的目的在于反对流浪者和乞丐，但是转变为这种人的人恰恰就是被剥夺者。可以这样说，血腥立法所做的工作并不少于血腥剥夺者的工作。法律还在另一个方面起了大作用：法律虽然规定了工资的限度，但从来没有规定工资的最低限度。“支付高于法定工资的人要被监禁，但接受高工资的人要比支付高工资的人受到更严厉的处罚。例如，伊丽莎白的学徒法第十八条和第十九条规定，支付高工资的人，监禁十天，而接受的人，则监禁二十一天”。有关雇主和雇佣工人之间的契约以及解约期限等条款规定，对违约的雇主只提出民事诉讼，而对违约的工人则提出刑事诉讼。工人的状况极端恶化，货币工资提高了，但其提高的程度不及货币贬值和物价上升的程度。正如亚.斯密所说：“每当立法机关企图调解雇主及其工人之间的纠纷时，它的顾问总是雇主。”所有这些在今天看来，都是那么不可思议，那些法律变成了可笑的反常的东西，但是它确确实实的存在过，并在极大程度上推动了原始积累，造就了大资本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