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一样的中国话，一定可以有一些机会和变通的形式。
　　
　　吴老师对倾听的一步步深入认识和反思，还有自我照顾的理论，以及自我整合的观点都给我很多启示，特别是对挫折苦难的认识更让人耳目一新。不是通过挫折看到受挫难过的那个“我”，而是看到在困难里挣扎不放弃的那个“我”。是啊，力是相互作用的。正因为你有挣扎的能量才能和困难对抗。若没有这种力，困难根本就形不成的。这种后现代的结构让人把注意力聚焦在挫折的正能量上，让你看到被忽视，渴求需要的那个“我”，真的好神奇。
　　
　　一个人选择一种技术绝非偶然。吴老师博士毕业后，做了几年咨询，然后遇到叙事疗法，她觉得贴心舒适。前几天看的同样来自台湾的周志建也自称叙事让自己更舒服的做自己。我发现，他们俩的确有很多不似常人的地方。比如吴老师和她老公的关系，没有孩子，多年不一起生活，但又很亲密。而周老师则是孤家寡人。这些生活方式下，他们对自我的认知，对关系的认识，对伴侣对家庭对孩子的认识一定和常人不一样。用吴老师的话来说，不要只关心那些技术，语言的表达，一定要把更多的注意放在背后的哲学层面上。我想，一门技术之所以适合某人，不是技术好用，而是哲学层面的臭味相投。所以，充分解构自我，彰显每个人独特的后现代理论更对他们的路子。
　　
　　那么我呢？我的路子在哪里？
　　
　　是不是心理从业者一定要做大量的个案，成为咨询师？如果我不想做个案，成不了咨询师，那么心理从业者还有什么路子？
　　
　　为什么身心灵的修炼适合张德芬？她没有做个案，只是写故事，不是个案故事，而是小说。
　　
　　还有《正能量》、《对生命说是》的作者，他们的路子在哪里？他们是怎么做的？有没有大量的个案，或者依托什么机构，还是个人成长团体？
　　
　　这些事情背后的哲学联系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