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这一政策的制定过程坚持了开放、参与的策略，尽量规避过去闭门造车、部门决策的错误，充分遵循了公共政策制定的民主化原则。关乎千万人利益的公共政策，除了城市规划等这类专业化程度较高的领域外，要历尽所能的让千万人参与讨论，让利益各方充分发表意见建议。即将推出的渐进延迟退休政策方案，在出台前就已经过长时期公众热议，出台后也将广泛征求社会意见，并将据此进行适度调整完善，充分体现了对公众参与公共政策制定进程的接纳和重视。

更为重要的是，渐进延迟退休的可能政策方案自身，以尹蔚民部长所举的例子来说，充分体现了决策层竭尽所能兼顾不同年龄层、不同地域之间公平诉求的决策倾向，充分遵循了公共政策制定的公平正义原则。

延迟退休政策着眼的不仅是养老金“空账”和缺口问题，更是人口结构发生显著变化的大背景下，立足长远规划未来社会的底线保障问题，意在实现兼顾和平衡当前经济发展和确保未来可持续发展、切实兜住底线和防止“社会福利陷阱”、有效降低个人与企业社保负担和确保养老等社保基金持续充盈。更为重要的是，在确保效率的前提下充分兼顾公平正义，包括地域之间、行业之间乃至代际之间的公平正义。延迟退休年龄的决策按照“小步慢行、渐进到位”和“区别对待、分步实施”的原则来稳健实施，初步体现了决策层对公平正义原则的坚守。

当然，渐进延迟退休政策无论如何“渐进”和“分步”，最终都会形成新旧政策的“分水岭”：两侧年龄接近的群体各自享受不同政策，带来的政策影响也会呈现出鲜明对比。要切实消除这种政策实施带来的“不公平感”甚至“被剥夺感”，根本之道还是要坚持市场化原则和方向，始终清醒地坚持政府在养老等社会保障中的辅助而非主导、监督而非包办作用。换言之，决策层要始终清醒地意识到，延退政策也应该是方向性、参考性的，更应该是具有足够弹性的：给企业和个人留下自主选择的弹性，给市场留下创新和多元化供给的弹性，更应该给未来政策修正和完善预留适度的弹性。 例如，但凡在延迟退休政策所及年龄范围之内的，按照受影响程度给予多种可选择、可操作的补偿机制，包括可提前退休选项(较之此前可略高比例的提前退休申领额度)、适度奖励性选项(例如5年以内的退休金上浮比例奖励)等，鼓励养老服务企业或者金融保险企业据此推出更加多元化的养老保险选项，让公民个人和企业有更多选择等。

值得期待的是，这种必要的政策弹性，在大数据和互联网+的背景下，是完全应该可以“精算”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