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个是妇联。例如2009年3月5日甘肃百万妇女“维稳维权”大行动启动。例如2010年2月11日，全国妇联下发通知，要求各级妇联要认真学习贯彻会议精神，发挥妇联组织优势，进一步做好维权维稳工作。例如哈尔滨市妇女联合会2010年2月22日《关于进一步加强妇联组织开展维权和维稳工作的通知》。例如2010年3月4日举行了上海市妇联维权维稳工作座谈研讨会。

著名三农学者于建嵘对我说，公民社会的事物出现，与在不适应的情况，从敌对状态，到敏感再到公共舆论承认而脱敏，再到官方认可的过程。而维权运动的历程正是如此。例如下坡岗村的土地承包。

之所以维权和维稳之间有如此渗透缠绕，还有一原因是现实中的中央与地方的某种博弈关系。现有的中央地方冲突的政治格局中，把维权镶嵌进去，因此维权和维稳之间发生关系。

十七大之后，地方对中央不仅存在“弱服从”关系，还存在某种意义上的“不对等的博弈”关系。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重新划分中央与地方权限”，需要重新整理中央地方关系。这一点也成为政治稳定的关节点，绝大部分的政治矛盾，都夹在中央地方关系产生。甚至可以说，除了敌我矛盾之外的人民内部矛盾，都是可以纳入中央地方关系中调整的。目前一些最新政治动态，例如网络监督、纪委直属和司法中心的政治呼吁都是与这个相关。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邓正来先生撰文说，央视《焦点访谈》是中央政府在新的历史进程中所创制的一种新型的治理技术手段，在地方和中央利益有所分化的格局中，中央政府不仅要依赖过去的行政手段，而且也更需要运用媒体手段通过批评和揭露某个地方政府的弊政来警告其他地方政府。这样看来可能是网络媒体抢占了《焦点访谈》的政治地位。正是网络媒体有了很高的政治地位，能够让民意直达上听。

互联网的出现常常让部分地方政府官员疲于应对，究其原因，是来自于“无法控制”的技术及其他“难题”，源于长期养成的控制习惯。面对网络监督，部分官员所做的事情，会首先致力于谋求控制。这也是互联网对部分地方或者部门及其官员，有不可思议的震慑作用的原因所在。好像互联网对他们来说，是一种魔幻。

实际上，在今天维权运动与中央政府之间存在着某种微妙的协作关系。中央政府允许知识分子，律师、工会和妇联等参与到维权运动中去，发动民众，在宪法法律之下，与腐败分子作斗争。这样才能让民众在维权之中，掌握法律，用权利对抗非法权力。其客观效果是维护了中央政府的权威，为整个社会的政治清明作出努力。惩治贪污，需要有中间组织，需要知识分子的介入，如此是双赢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