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市仅有一家公立的福利老人院，远在郊区，床位早滿，排队輪候要10年后，而且不接收失能老人。

故此，这位知青只能孤身躺在家中，死拖活捱，靠社区義工不定期地探望、顿饭，有時送一次饭要吃一、二天。

盡管當地知青已經组织起来，經常送饭护理，但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無法给予穩定、有保障的治疗护理和生活照应。

2013年，这位长期臥床患病的知青死在家里一星期后才被人发现，還是知青和社区派人把其遗体送到火葬场火化，火化后骨灰无人要，無法安葬，社区要知青把骨灰带走。

这个“三无”知青老人最后這樣无依无靠死去的凄惨境遇，是當今社会的缺失和耻辱。

有一位女知青刘春兰1969年3月上山下鄉，下鄉前就有严重哮喘病，说话走路都喘得厉害，下鄉后根本不能参加体力劳动，连队分配她看菜园，回城后分配在社办工厂工作，工资低，无钱治病。

九十年代下岗后，女儿失业，丈夫踏三轮车，生活更为窘迫困难。

她日常简单生活都难以为继，更无从到医院治病，也不参加任何的知青聚会，在极度贫困中苟延残喘，对未來生活失去信心，心情极度痛苦絕望，最终上吊自尽。

还有一對知青夫妇，女儿在国外工作，这对空巢老人退休金加起来只有2000多元，生活艰苦，无钱进行身体健康检查和保健护理，身体状况日渐恶化，后來中风，失去生活自理能力。

女儿雖回國陪伴护理照顾一段时间，后來也回去了。

这对知青老人经过治疗，稍有恢复，但行动不便，只有半自理能力。

后经当地知青组织爱心小组热情相助，轮流帮助买菜、烧饭，料理家务，扬州电视台专门為此报道表扬。

类似以上事例还有许多，不逐一例举。

随着时间的推移，类似的现象还会越来越多，知青老人的不幸事情还会經常发生。

(二)富裕户少，有的因病致贫。

知青调查中的富裕户、富足户只有12人，占调查知青的3%。

按清华大学李強教授的“城市中层阶级占30%”的推断，若富裕户就相当于城市的中层阶级，知青中层阶级只占城市中层阶级旳十分之一。

筆者调查的400个知青中，沒有一个公务员编制，只有两人虽在市级局机关担任中层干部，但只是亊业编制，虽然在职时工资待遇与公务员相差不大，但退休后待遇与公务员退休差距较大，退休金只有公务员及同等退休人员的6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