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以青年农民工为主体的非熟练劳动力的就业趋难。以往楼市、家政、物流、零售等行业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但东南沿海的上述行业已开始出现增长乏力迹象，工人工资议价能力显著下降。家政、商贸等领域的就业起薪开始不升反降，服务业作为就业蓄水池，其积蓄容量增长迟缓。

三是中国农产品价格承受的下行压力将释放。这既是国内粮食供求失衡和收储政策面临的困境，也是国内外粮食价格差异拉大带来的压力。总体上粮食价格的下行会缩减农民务农收入，尤其是种粮大户的收入。叠加打工和务农收入均承压的影响，农村消费增速也会受限。而以往3~4年，县域及以下消费一度是中国消费增长的亮点。

四是高校毕业生求职的压力不减。这种摩擦性失业，主要是高校毕业生求职意愿集中在大都市办公室白领，愿意进入私营实体企业做技术蓝领者太少所致。而中国高等教育其实早已进入大众教育阶段。大学生对自身的定位和求职意愿，带来了隐形失业压力，家庭被迫吸纳这种失业压力。

总体而言，过去五年中，人们误以为即便经济增长持续下滑，也无碍每年数以千万计的新增就业。造成增长和失业脱钩的关键因素，在于稳增长掩盖了缺乏重大进展的结构转型。从2016年开始，增长滑坡带来的失业压力将显性化，劳动力市场上的弱势群体将主要来自三方面：一是产能去化行业的职工，二是务农为主的农民工，三是高校毕业生。中国劳动力市场将出现求职困难甚至薪酬降低的痛苦调整，它也将冲击中国目前唯一可靠的增长引擎，即消费。

如何应对可能降临的失业潮和降薪潮?

一是社会安全网要奏效，尤其应有应对农产品价格下跌对农村中低收入群体和种粮大户的安抚预案;二是在推进结构转型进程中，更多地将公共资源注入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关注人本身，将大量公共资源消耗在换取经济增速的稳定上;三是适当调整高等教育的精英倾向，正视其已进入大众教育的现实，避免坐而论道式的高等教育和求职谋生之间的鸿沟;四是将社会保障体系建在和国家经济实力、经济发展阶段相匹配的可持续的水平上，避免政府过多包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