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属于投资比重偏高、消费比重偏低的经济结构。在出口困难的情况下，如果消费没有大幅度增长，由投资拉动产能必然会继续过剩。与“十二五”时期相比，“十三五”时期我国产能过剩矛盾可能还会进一步加剧。因为，在宏观上有利于投资的国民收入结构难有大的改观，在微观上有利于储蓄的阶层收入结构也难有根本的改变。储蓄增长支撑投资扩张，投资扩张支撑产能进一步扩大。当国内消费和出口赶不上产能扩张速度时，产能过剩矛盾就必然加剧。同时，在资源环境约束进一步强化的条件下，淘汰落后产能的压力将进一步加大。尤其是在房地产市场，一二线城市有销量没土地，三四线城市有土地没销量。作为牵涉诸多行业的房地产低迷，势必影响经济发展。特别还要看到，多年呼喊的“三农”问题依然存在。我国有13亿多的人口，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显得极为突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陈云早就说过：无农不稳、无粮会乱。这八个字是真谛啊!土地红线形势严峻，粮食增产潜力有限，同时又出现多重隐忧。种田人后继乏人，多数农村是“3861部队”在留守，80后、90后中的多数人出外工作，近年有些人虽然返乡，但既不愿意也不会种田，终日游手好闲。车辆大量增加，道路又赶不上需求，旧有道路损毁严重，新增道路缺乏能力，反过来又制约车辆购买力。农村水污染极为严重，相当一些村庄家家有太阳能，户户有浅水井，洗浴水、洗菜水哪里排?渗入本村地下，又返回各户水井。大量垃圾无法进行统一的无害处理，沟里扔、地里放，形成污染源。住建部调查表明，目前全国1/3以上的城市被垃圾包围。一些地方出现“癌症村”。全国4万个乡镇、近60万个行政村，其中大部分没有环保基础设施，每年产生生活垃圾2.8亿吨，形势十分严峻。

第四，我们面临着社会变革新发展伴生着诸多问题的挑战。回目而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变革在中国历史上当属史无前例，特别是改革进入深水区迈上高教网道以后，对中国社会转型发展意义不小。但正如大浪淘沙、泥沙俱下，田里稻稗共生、苗草同在一样，它也伴生诸多问题。第一个是结构性社会问题。城乡之间、东西部地区之间、沿海地区与西北西南地区之间、富裕地区与贫困地区之间、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之间的这些结构性问题，对于“十三五”期间的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严峻挑战。第二个是变迁型社会问题。这主要指8亿农民的变迁。改革开放以来，农业生产力爆发式增长，劳动力大量解放，农村富余劳动力呈现几何式增加。4亿多农村人口闲置。这些人中的一半多已经进入城镇，但尚有近2亿待机而动。进入到城镇的农村人口的衣食住行用面临着诸多矛盾，更不要说他们的就业问题。由于近几年城镇经济发展受阻，这些人闲置在家，无活可干、无工可打，时间长了，会产生新的社会问题。而且，大量农村学生考入大学，每年新入学都在800万以上，在校生三千多万。就业压力相当之大。大量农村孩子大学毕业即失业，找不到合适工作。“十三五”期间，“00后”都要进入大学，此类社会问题压力不小。第三个是越轨性社会问题。主要指党风、政风不正而带来的官员腐败。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铁腕反腐，“打虎拍蝇”，一大批省部级高官落马，一大批“小官巨贪”受到惩处。其中，省部级“老虎”多达80个(不含军中“老虎”)，副国级以上贪官就有5位，31个省区市，只有北京上海等3个没有“老虎”陷落。腐败窝案、大案、要案接二连三。河南省漯河市一位年轻市长刚刚上任几十天便被双规;在此之前，这个市连续三任市委书记成为腐败分子，“生意”书记、“卖光”书记、“卖官”书记一任接一任。百姓在拍手称快的同时，也对官员产生怀疑。许多人都说，现今的一些领导是“五森”干部：教育别人像孔繁森，生活腐化像王宝森，对待上司像和珅，对待下级像泰森，无法无天像鲁智深。坊间段子固然有不实之处，但它却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客观事实，是一种舆情。第四个是病态性社会问题。主要指精神病患者、抑郁症患者在大量增加。据刚刚发布的数据，精神疾病患者占15%，登记在册的精神病人429万;家庭矛盾、邻里分歧大量出现;离婚率节节攀升。北京电视台有几档节目，都是做家庭矛盾调解的，收视率很高。其中的“谁在说”“第三调解室”等节目，很受欢迎。这里面的多数都属趋利性问题，因家庭财产、房产而发生，闹得父子反目、弟兄姐妹结仇。